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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完整資料庫 跟進「隱形」貧窮人口 達至精準扶貧
文章
2021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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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懸殊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根據特區政府於2020年12月23日公佈的《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香港在2019年仍有逾百萬貧窮人口，「劏房」住戶亦不斷增加，情況未見改善。今年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自黨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已逐步將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而「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已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帶出堅實步伐列入「十四五」規劃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筆者認為若要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第一步需先協助低收入群組脫貧。
根據《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在政府的恆常現金政策如在職家庭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教育津貼、長者生活津貼、綜援等介入後，2019年香港有474,000戶、1,097,800人屬貧窮住戶及人口，較2018年升上0.9%，達15.8%；若撇除恆常現金政策，則推算香港有648,500戶、1,490,700人屬貧窮住戶及人口，即香港仍有近150萬人無法自力更生。
此外，「劏房」住戶亦有持續增加。根據運輸及房屋局「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2021年3月的報告，估算2020年香港共有100,943間「劏房」，較2016年估算的92,656間增加8.94%；而估算居住人數亦由2016年的209,740人增加至2020年的226,340人。
從上述資料所見，政府雖有支援政策，但成效顯然未如理想。筆者認為原因在於很多有需要的人士或家庭並未確實得到適切的支援，無法達至精準扶貧。
筆者曾接觸一些低收入人士或家庭，他們遇到的其中一個困難是不懂得如何申請津貼，以在職家庭津貼為例，申請者需要提供大量證明文件，包括工作證明，惟不少低收入人士沒有全職工作，長期依賴散工維生，難以提供齊全工作證明；而申請表格亦過於繁複，申請者大多不懂得填寫，結果需付費聘請他人幫忙填寫，變相減少了他們得到的支援。
另一個原因是無法找出社會上真正有需要的人士。這些人士大多來自新來港人士、單親家庭、退休長者、少數族裔等不同群組，他們很少接觸外界資訊，完全不知悉政府有何政策，亦不懂得求助，結果他們生活拮据多年，卻一直欠缺支援，猶如社會上的「隱形人」。政府目前的處理方式是讓非牟利機構（NGO）跟進，惟NGO資源有限，大多情況下只能支援一些過往曾協助的對象，沒有足夠資源找到新的「隱形人」，更遑論支援他們。
若要達到精準扶貧，必須找出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或家庭對症下藥。筆者認為學校是最容易接觸這些群組的渠道，不少低收入家庭均有子女，其子女會申請學生津貼，換言之已建立了一定的網絡，政府可以透過學校社工，善用既有網絡聯絡有需要的學生，繼而協助申請其他津貼和提供相應援助，是較為有效的做法。
此外，政府可以聘請低收入人士出任宣傳大使，讓他們宣傳政府的政策，因為他們必定較熟悉自己的群組，成效自然更佳。以少數族裔為例，並非所有少數族裔人士均懂得中文，導致他們接觸的資訊有限，若由少數族裔人士擔當宣傳大使，不旦溝通上會更便利，亦能將政府的訊息傳得更快。
筆者認為目前政府扶貧政策的問題是欠缺總體方向，亦欠缺一個完整的資料庫，如每次人口普查所得的資料，或無法掌握一些「劏房」、天台屋、板間房等住戶的資料。而每年的《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均整理和統計了很多資料，但最終沒有部門跟進，政府必須正視有關後續工作問題，不能空有報告，但欠缺回應的政策。
最後，長遠而言，政府不能單靠提供援助的方法解決貧窮問題，政府必須致力消除社會之間的貧富差距，消除社會資源分配不均，並讓每一個人均有發展機會，如提高他們的教育水平，讓他們能夠向上流，才能讓低收入人士和家庭自力更生，最終達至脫貧，達至「十四五」規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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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會議今年3月通過了「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到要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後公布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橫琴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前海方案》）兩項大灣區新政策，其中《前海方案》與香港關係密切，透過推動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前海合作區），支持香港經濟社會發展、提升粵港澳合作水平、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的重要舉措。
前海合作區始於10年前，至今已有多達11,500家港資企業於前海註冊，覆蓋金融、現代物流、專業服務、科技服務等行業。《前海方案》將前海合作區總面績由14.92平方公里擴大至120.56方平公里，並進一步提出更多便利港人措施，以及讓港人出任前海法定機構職務。不旦能讓更多企業進駐，職位選擇亦大幅增加，當中專業服務，特別是法律專業服務更能享有更多新的便利政策，為港澳律師提供在內地執業的渠道和平台。
整體而言，《前海方案》致力將前海合作區打造成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善用深圳經濟特區立法權研究制定前海合作區投資者保護條例，積極保護企業權益，同時大力推進便利港澳跨境政務服務，如研究加強在交通、信息、支付等領域與港澳標準和規則銜接，為港澳年輕人在前海合作區提供學習、工作、居留、生活、創業、就業等方面的便利。此外，《前海方案》讓支持港澳和國際高水平醫院在前海合作區設立機構，提供醫療服務，為有意在大灣區發展的年輕人提供全面支援。
至於專業服務方面，香港政府一直推動香港專業服務進入前海，而《前海方案》中便提出在CEPA框架內，支持前海合作區對港澳擴大服務領域，在服務業職業資格、服務標準、認證認可、檢驗檢測、行業管理等領域與港澳的規則對接。例如金融業，前海合作區將提升國家金融業對外開放試驗示範窗口，以及提升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試驗區功能，讓國家政策在前海合作區落地實施，務求在人民幣跨境使用、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外匯管理便利化等領域先行先試。
筆者身為大律師，樂見前海合作區將建設國際法律中心和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心，探索不同法系、跨境法律規則銜接，又研究前海合作區內適用香港法律、選用香港作仲裁地解決民商事案件的機制、前海合作區與港澳區際民商事司法協助和交流新機制。值得留意的是香港是中國少數奉行普通法的地區，有別於其他奉行大陸法的內地城市，若大灣區嘗試接洽不同的法律體系，香港法律專業服務將享有獨特而龐大的優勢。
此外，《前海方案》提出內地與港澳律師事務所合顆聯營機制改革，並鼓勵外國和港澳律師事務所在前海合作區設立代表機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今年7月已舉辦了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讓有意在大灣區發展的港澳律師投考，同時簡化申請程序，以及推行讓港澳律師享有與內地律師相同調查權、閱卷權等，這些政策對港澳法律專業服務均帶來極大的吸引力。
過往的大灣區政策已經為港澳居民帶來了不少便利措施，而是次《前海方案》更是進一步把機會擴大。筆者認為香港產業結構單一、市場較細，發展空間較大灣區狹窄，港澳年輕人應把握「十四五」規劃帶來的機遇，選擇合適的平台發揮優勢、發揮所長。
貧富懸殊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根據特區政府於2020年12月23日公佈的《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香港在2019年仍有逾百萬貧窮人口，「劏房」住戶亦不斷增加，情況未見改善。今年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自黨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已逐步將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而「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已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帶出堅實步伐列入「十四五」規劃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筆者認為若要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第一步需先協助低收入群組脫貧。
根據《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在政府的恆常現金政策如在職家庭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教育津貼、長者生活津貼、綜援等介入後，2019年香港有474,000戶、1,097,800人屬貧窮住戶及人口，較2018年升上0.9%，達15.8%；若撇除恆常現金政策，則推算香港有648,500戶、1,490,700人屬貧窮住戶及人口，即香港仍有近150萬人無法自力更生。
此外，「劏房」住戶亦有持續增加。根據運輸及房屋局「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2021年3月的報告，估算2020年香港共有100,943間「劏房」，較2016年估算的92,656間增加8.94%；而估算居住人數亦由2016年的209,740人增加至2020年的226,340人。
從上述資料所見，政府雖有支援政策，但成效顯然未如理想。筆者認為原因在於很多有需要的人士或家庭並未確實得到適切的支援，無法達至精準扶貧。
筆者曾接觸一些低收入人士或家庭，他們遇到的其中一個困難是不懂得如何申請津貼，以在職家庭津貼為例，申請者需要提供大量證明文件，包括工作證明，惟不少低收入人士沒有全職工作，長期依賴散工維生，難以提供齊全工作證明；而申請表格亦過於繁複，申請者大多不懂得填寫，結果需付費聘請他人幫忙填寫，變相減少了他們得到的支援。
另一個原因是無法找出社會上真正有需要的人士。這些人士大多來自新來港人士、單親家庭、退休長者、少數族裔等不同群組，他們很少接觸外界資訊，完全不知悉政府有何政策，亦不懂得求助，結果他們生活拮据多年，卻一直欠缺支援，猶如社會上的「隱形人」。政府目前的處理方式是讓非牟利機構（NGO）跟進，惟NGO資源有限，大多情況下只能支援一些過往曾協助的對象，沒有足夠資源找到新的「隱形人」，更遑論支援他們。
若要達到精準扶貧，必須找出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或家庭對症下藥。筆者認為學校是最容易接觸這些群組的渠道，不少低收入家庭均有子女，其子女會申請學生津貼，換言之已建立了一定的網絡，政府可以透過學校社工，善用既有網絡聯絡有需要的學生，繼而協助申請其他津貼和提供相應援助，是較為有效的做法。
此外，政府可以聘請低收入人士出任宣傳大使，讓他們宣傳政府的政策，因為他們必定較熟悉自己的群組，成效自然更佳。以少數族裔為例，並非所有少數族裔人士均懂得中文，導致他們接觸的資訊有限，若由少數族裔人士擔當宣傳大使，不旦溝通上會更便利，亦能將政府的訊息傳得更快。
筆者認為目前政府扶貧政策的問題是欠缺總體方向，亦欠缺一個完整的資料庫，如每次人口普查所得的資料，或無法掌握一些「劏房」、天台屋、板間房等住戶的資料。而每年的《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均整理和統計了很多資料，但最終沒有部門跟進，政府必須正視有關後續工作問題，不能空有報告，但欠缺回應的政策。
最後，長遠而言，政府不能單靠提供援助的方法解決貧窮問題，政府必須致力消除社會之間的貧富差距，消除社會資源分配不均，並讓每一個人均有發展機會，如提高他們的教育水平，讓他們能夠向上流，才能讓低收入人士和家庭自力更生，最終達至脫貧，達至「十四五」規劃的目標。
香港律師會理事會早前改選，五個改選議席全數均由親建制的「專業派」勝出，大獲全勝，「開明派」候選人全軍覆沒，令「專業派」在律師會20人的理事會中，取得壓倒性14人的控制權。筆者認為，選舉結果反映業界與「反中亂港」分子劃清界線，支持香港回歸專業、理性及愛國愛港的原則，大律師公會應借鏡是次選舉，加以警醒及覺悟，反對政治凌駕專業，阻斷公會成為「反中亂港」之平台，整肅多年歪風。
香港律師會於本月24日舉行周年會員大會，改選5名理事，「專業派」5名參選人均以高票當選，全取5席，陳國豪更以3405票成票王，傅嘉綿獲3385票、黃巧欣獲3373票、袁凱英獲3346票、岑君毅3302票，足證「專業派」當選是眾望所歸，為業界的主流聲音。
反觀「開明派」參選人，「開明派」若不計早前退選的羅彰南（Jonathan Ross），則有三名候選人包括白樂德(Denis Brock)獲1952票、韋恆理（Henry Wheare）獲1926票、馬秀雯（Selma Masood）獲1880票，相對上屆「開明派」候選人一般得約3000票大跌一千票，三人均全數落選敗北。
根據選舉結果，「專業派」5人各獲超過3000票，「開明派」參選人則只各得2000票左右，雙方差距逾千票，少近三分一；選舉結果最終令「開明派」在20人的律師會理事會內減至6席，「專業派」則佔了14席，取得壓倒性的控制權。筆者認為上述兩項數字，清楚說明業界堅決與「反中亂港」分子劃清界線，並希望透過是次選舉，盡一切的力量踢走那些曾在黑暴事件中支持港獨的風氣及勢力，將業界回歸專業、理性及愛國愛港的原則，扭轉「政治凌駕專業」的歪風。
筆者從五名大勝的「專業派」律師候選人的主張中所見，他們均強調確保政治中立、爭取會員利益、推動融入大灣區發展等等，可見律師會內專業、理性的聲音屬於主流，亦因此「專業派」會在選舉中大獲全勝。
事實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是次選舉前明言，若律師會被政治凌駕法律專業，「特區政府亦同樣會考慮與其終止關係」，她更引用特區政府處理教協的手法做例子，說明若專業團體被政治「騎劫」的下場。
筆者非常認同行政長官的看法，因律師會現時為香港律師行業的自我監管機構，但卻具多項的法定職能，因此絕對不能以政治凌駕專業，否則有損公眾及利益。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更訂明律師會具多項法定的職能，包括頒發律師執業證書、介入律師行業務等，同時多個法定機構、委員會均有律師會代表，其中負責委任及推薦法官的「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訂明9名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一名律師，特首委任律師成員前，須先諮詢律師會理事會。
由此可見，作為香港律師的自我監管組織及專業團體，律師會除要維持香港律師專業水平及操守，考慮所有涉及業界利益的問題外，亦要作為業界與政府之間的橋樑，故律師會應保持政治中立，時刻與特區政府有關部門溝通，以專業法律角度回應不同議題，絕對不容政治化。
律師會改選塵埃落定，筆者猶記得於選舉前，香港大律師公會前主席、資深大律師譚允芝在一個法律界論壇提到，大律師公會自2018年經歷一場「政治化的選舉」後，與內地已沒有聯繫，形容十分可惜，指情況令大律師無奈下要「單打獨鬥」，希望律師會不會步此後塵。
筆者與社會各界一樣，很高興見到律師會立即引以為戒，最終撥亂反正；至於大律師公會，實應借鏡於律師會，以此作為榜樣，盡快整肅多年歪風，反對政治凌駕專業，阻斷公會成為「反中亂港」之平台。
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下，本港法律專業在內地金融發展、資產管理、仲裁工作都有不少新機遇，特別在大灣區發展迅速下，香港作為國家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可在大灣區積極發揮「一國、兩制、三法域」的獨特優勢，而律政司已經與內地簽署多項協作安排。在中央全力支持下，香港法律業界只要秉持專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抓緊大灣區機遇，定必會有源源不絕的活力和千載難逢的機遇。
國家「十四五」規劃宣講團本周來港一連三天向各界介紹「十四五」規劃綱要，意義重大，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首場宣講會上指，全球最大發展機遇在中國，香港發展最大機遇在內地，故一定要牢牢抓住，而「十四五」規劃已明確了香港發展新定位，但需要香港社會進一步行動起來，勸勉社會各界「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筆者認為作為立法會議員及大律師，定會透過自身專業，支持鞏固及發展香港「四大中心」地位，包括發展國際貿易中心及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並做好中央賦予香港「一個樞紐三個中心」的新定位，推動青年人一起行動起來，貢獻祖國。
宣講團的陣容鼎盛，成員來自國務院港澳辦、國家發改委、科技部、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以及國務院新聞辦港澳台新聞局，而宣講內容亦涵蓋多個重要範疇，充份體現中央對香港的大力支持與親切關顧。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會上提出了三點看法，一是「認清國家規劃要求，全面把握香港發展方向」；二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斷提升香港的競爭優勢」；三是「善用國家政策支持，努力開創香港發展新未來」。駱主任指，中央一直十分關注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十四五」規劃再次明確了香港發展新定位，並給予更多政策支持，現在需要香港社會進一步行動起來。他勸勉市場經濟，競爭激烈，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唯有做好今天，才能贏得明天。
筆者非常認同駱主任的看法，正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指，國家規劃內容一紙千金，「十四五」規劃將為香港帶來源源不絕的活力和千載難逢的機遇。根據《十四五規劃綱要》中第61章《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和第31章《深入實施區域重大策略》有關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部分，這兩部分的表述充分體現中央對香港特區的支持，對港人福祉的重視，因此香港發展必須與國家緊密相連，依託祖國。
事實上，「十四五」規劃中提到，除一如既往支持香港提升包括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及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在內的四個「傳統中心」地位外，中央亦將大力支持香港四個新興領域發展，賦予香港「一個樞紐三個中心」的新定位，支持香港提升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及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香港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之一，具備法治和營商環境的優勢，在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之下，是其他城市無法比擬的，對國家及大灣區發展有著獨特的角色。截至二○二○年，大灣區的總人口已經超過8 600萬，地區生產總值（GDP）達16,688億美元，筆者認為在大灣區發展迅速下，香港作為國家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可在大灣區積極發揮「一國、兩制、三法域」的獨特優勢，而律政司已經與內地簽署多項協作安排，香港法律業界應把握融入大灣區發展機會。
此外，國家司法部更於七月主辦首次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筆者作為立法會議員及大律師，與律政司及業界攜手推動宣傳，最終約655人報名參加，業界反應熱烈，本人亦有幸參加了是次考試。相關考試是CEPA下的開放措施，通過考試取得執業證書者，可在大灣區內地九市辦理適用內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務，受聘於大灣區內地九市的內地律師事務所或是港澳與內地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並可成為大灣區內地九市的內地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足證中央積極為香港律師提供機會，讓業界真正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真正做到「協同效應創共贏」的效果。
過去幾年，香港社會動盪不安，幸而中央為香港先後落實《港區國安法》與完善選舉制度，以及連串利港惠民政策，令香港由亂轉治，正如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所指，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香港安全；沒有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落實，就沒有香港長治久安的保障，現時香港良好局面來之不易，「蘇州過後無艇搭」，香港需要盡快形成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社會共識，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融入國家發展。
筆者認為，中央已為香港搭起廣闊舞台，香港能否在由亂轉治的基礎上，致力於由治及興，就需匯聚各方攜手再出發。作為立法會議員，對推動香港及業界發展肩負重大責任，未來定會利用自身專業帶動教育和培訓青年工作，以親身經驗令青年人行動起來，鞏固來之不易的社會穩定大局，貢獻祖國，才不負中央多年來支持特區政府破解香港深層次問題的無私付出與期望。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6月10日通過《反外國制裁法》，並已獲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令，在公布之日即日起施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指出，特區政府支持將《反外國制裁法》以納入《基本法》附件三的方式在港實施，她已向中央提交意見，並支持以本地立法程序實施。筆者認為，《反外國制裁法》屬於全國性的法律，而且涉及外交事務，完全符合《基本法》第18條規定，因此透過納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做法完全合憲合法。
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反外國制裁法》列明如果外國違反國際法等，以各種藉口對中國進行打壓，對中國公民組織採取歧視性限制措施，干涉中國內政，中國有權採取相應反制措施，包括不發簽證、不准入境，註銷簽證、驅逐出境，查封及凍結在中國境內的各類財產，禁止或限制中國境內組織、個人與他們進行交易、合作等。
筆者認為，目前國際形勢複雜，一些外國勢力透過制裁等手段企圖干涉中國內政，嚴重威脅國家安全，香港絕對有責任與國家一起，攜手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這亦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故特區政府應盡快就《反外國制裁法》展開本地立法的工作。
事實上，《反外國制裁法》屬全國性法律，屬於外交事務，而不屬於香港特區「自治範圍」之內。根據《基本法》第18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徵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可對列於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
因此筆者認為，特區政府應根據《基本法》第18條規定，透過納入《基本法》附件三，以本地立法的方式實施法例，有關做法不單合憲合法，而且在立法過程中，能夠全面及充實澄清有關法律的框架及程序，讓香港的金融機構、外資公司等，了解當中細節，並讓不同企業表達意見，阻斷外國勢力、外國政府或西方媒體藉機炒作，企圖弱化本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以及對香港的信心，將不明朗因素及不確定性減至最少，對於企業以及市民來說都是好事。
筆者必須指出，一些國家的單邊強制措施具有政治目的，香港應盡早就《反外國制裁法》展開本地立法，反擊外國單邊強制措施，若香港能盡早實施相關法律，會令外國勢力不能輕舉妄動，因為相關制裁可能會造成骨牌效應，影響外國在港企業的利益。
正如全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表示，對於各種制裁和干涉，中國政府和人民將堅決反制。他又認為，本法為反擊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提供法治支撐。要全面正確理解法律規定，適時運用法律開展强有力的反制裁鬥爭，加快推進涉外立法，更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並且是中國重要的國際城市，既有責任並有獨特角色透過不同方法維護國家，筆者作為立法會議員，定會全力支持《反外國制裁法》的本地立法工作，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今天，是《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在中央全力支持下，香港終於由亂轉治。保安局資料顯示，在國安法實施前後六個月比較，本港縱火案及刑事毁壞案分別大跌80%及40%，整體罪案數目下跌4%，力證《國安法》彰顯正面效果，能做到「除惡力、護香江、保國安」之效。筆者認為，特區政府未來必須兩條腿走路，一方面繼續嚴肅落實《國安法》，半點不容惡力死灰復燃，另方面要繼續全方位鞏固有關國家安全的法律與制度，包括《基本法》二十三條本地立法，並做好全民國安教育工作，維護與鞏固《國安法》之權威，保護國家安全。
過去一年多，香港受到黑暴衝擊，隨之而來再受疫情侵襲，攬炒派與外國勢力勾結，大搞港獨、制裁，企圖要將香港推向萬劫不復的懸崖。
在香港面對危急關頭之際，中央始終如一，以最大的決心捍衛「一國兩制」，於去年6月30日及時落實《國安法》，之後再回應廣大市民期盼「完善選舉制度」。中央親力處理之兩大舉措，結合法律與制度的「組合拳」，終令香港由亂轉治，把香港從懸崖處拉回來，重回正軌，讓香港能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及「愛國者治港」。
事實上，筆者翻查統計資料，自《國安法》生效以來，警方共拘捕117人，當中64人及三間公司被檢控；根據司法機構資料，截至6月18日，各級法院共接獲約40宗與《國安法》相關的刑事案件，可見相關執法及司法機構，貫徹落實《國安法》。
在拘捕案件中，涉案人數最多為「35+初選」，一共拘捕55人，最終47人被起訴「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另一宗重大案件是警方國安處在去年8月及今年6月先後兩次搜查《蘋果日報》大樓，兩次行動合共拘捕13人包括壹傳媒黎智英等多名高層，涉及「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及「欺詐」等嚴重罪行，黎智英以及《蘋果日報》3家公司亦分別被凍結5,000萬元及1,800萬元資產。
事實證明，國安處行動迅速及時，《國安法》震懾惡力，攬炒派樹倒猢猻散，自《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整體安全得以回復，危害國家安全風險可控。根據保安局資料顯示，在《國安法》實施前後六個月比較，本港縱火案、刑毁案雙雙大跌80%及40%，整體罪案數目亦減少了4%。
若以前年同期比較，2019年黑暴及不法行動令本港罪案數字上升了9%，去年罪案數字繼續上升7%。在《國安法》實行後，今年第一季全港罪案數字已減少約10%，足證《國安法》填補了香港法律在保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漏洞，有明顯阻嚇作用，同時重擊了反中亂港勢力及組織，而煽動仇恨及威脅國家安全的涉嫌違法媒體也已停刊，能夠真正做到止暴制亂。
回頭一看，香港廣大市民無不感嘆，如果沒有中央一系列撥亂反正的重大決策，香港如何能從「黑暴」、「攬炒」中走出，同時又怎能迎來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
然而，外部勢力仍不時以涉港等事件興風作浪，造謠生事，企圖想再引發危害國家安全事端以介入中國的內部事務，特區政府一方面要繼續嚴肅落實《國安法》，守緊形勢；另方面亦應全方位鞏固有關國家安全的法律與制度，包括《基本法》二十三條本地立法，確保香港不會成為國家安全的「短板」。
除了二十三條立法之外，筆者非常贊同時任保安局局長、現任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於早前提出，特區必須盡早加碼涵蓋及強化其他方面的管理，包括檢討刑事罪行條例、社團條例、官方保密法等，確保可充分處理極端危害國家安全狀況。
立法工作外，特區在文化、教育、選舉及宣誓等各方面還須加強，例如早前有公共圖書館被發現，其「館長之選」的推薦書籍書架上，竟被人擺放了多本涉違《國安法》的壹傳媒黎智英著作，有關情況絕對不容忽視，應該大力打擊。
筆者作為立法會議員，必定繼續與特區政府充份合作，完成法律研究，梳理立法建議，雖然二十三條立法工作需時完成，然而建制派議員必定全力以赴，盡早完善及完成各種的立法工作。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4周年的大日子，更重要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華誕，意義非常重大。中央為香港落實的兩大舉措，成為香港回歸24周年最珍貴的禮物，《國安法》猶如維護社會穩定、斬妖除魔的「利劍」；「完善選舉制度」就像守護香港未來、撥亂反正之「堅盾」，香港有著中央最堅實、最大靠的支持，定必創造更繁榮、更穩定的未來!
筆者在此祝願各位，黨慶及回歸愉快，國家繼續繁榮昌盛，香港和諧穩定，人人身心康泰。
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月就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進行第三十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是加強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任務。筆者認為，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且是中國重要的國際城市，既有責任，更有獨特的國際角色，透過各個領域，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播好中國聲音」，不論官方、工商、金融以至教育與傳媒等等，均有責任與角色做大國際朋友圈，講好中國故事，因維護國家安全、完整及國際地位，可謂人人有責。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提出多個重要要求，包括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並要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宣傳闡釋，幫助國外民眾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真正為中國人民謀幸福而奮鬥，了解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同時要廣泛宣介中國主張、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並要善於運用各種生動感人的事例，說明中國發展本身就是對世界的最大貢獻、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智慧。
習近平總書記又指，要深入開展各種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動，通過多種途徑推動國家同各國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要創新體制機制，把我們的制度優勢、組織優勢、人力優勢轉化為傳播優勢。要更好發揮高層次專家作用，利用重要國際會議論壇、外國主流媒體等平台和渠道發聲。
他又強調，要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建強適應新時代國際傳播需要的專門人才隊伍。要加強國際傳播的理論研究，掌握國際傳播的規律，構建對外話語體系，提高傳播藝術。要廣交朋友、團結和爭取大多數，不斷擴大知華友華的國際輿論朋友圈。要講究輿論鬥爭的策略和藝術，提升重大問題對外發聲能力。
筆者認為，香港既背靠內地，亦面向全球，作為國際金融、航運及貿易中心，在不同領域均具有國際地位。香港作為國家重要國際城市，實有責任以獨有的國際優勢與地位，向國際朋友及國際傳媒分享中國故事，並有責任說出在國家堅實可靠支持下，香港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各行各業將有無限機遇，香港社會享有長期繁榮與穩定的真實故事。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要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提升重大問題對外發聲能力，必須要有策略與藝術。筆者認為，特區政府有責任作牽頭，向社會各界樹立好的榜樣，責成特區政府不同政策局，在面對國際傳媒、外國訪客以至出席國際會議論壇時，應配以策略及藝術，向不同區域、不同國家、不同群體「講好中國故事，播好中國聲音」。
筆者認為，要向外宣傳的同時，先應向內宣傳，傳媒實責無旁貸。因此，特區政府應責成香港電台中英文台，用好公帑，製作更多有關國家好故事的節目，一方面向國際展現國家成功故事，另方面亦令更多來自不同領域、技術的香港人及在港的外國人更加認識中國，並一起加入「講好中國故事」的隊伍。
教育局亦責無旁貸，教育局有責任讓學生從小認識《憲法》、《基本法》、《國安法》以及國家發展，這才能令一代接一代的香港人認識國家歷史與文化，學懂國情，融入國策，一起 「講好中國故事」。
筆者身為立法會議員，也有責任「講好中國故事」，說到講故事，用聽故事者的當地語言講故事，傳播效果或許更好。因此，未來一段時間，筆者會與社會各界合作，以英語錄製一系列特輯，讓市民更認識國家發展及成功故事。
事實上，維護國家，人人有責，香港各界以及市民，應透過自身不同優勢與渠道，說好中國與香港的人、事、物，向國際分享國家的歷史、文化、政經、民生，面對惡意抹黑，更要挺身作出反駁，以理服人，因維護國家安全、完整及國際地位，實是應有之義，而且人人有責！
立法會近日通過《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草案》，規定區議員必須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筆者作為相關條例草案的委員，認為條例絕對有效阻斷反中亂港份子透過竊據公職攬炒香港，條例來得既及時，亦必要，而且合情、合理、合法，不容攬炒派繼續利用區議會作為煽動黑暴、反中亂港的平台，以全面落實「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
過去兩年香港受到黑暴衝擊，攬炒派脅外國勢力大搞港獨、制裁，搞亂香港；之後疫情侵襲，攬炒派肆意抹黑疫苗、阻撓抗疫，令香港陷入大混亂，將香港經濟、民生推向懸崖。
幸而，中央於去年及時出手，先是制訂及落實《香港國安法》，堵塞了香港國安的漏洞，為香港止暴制亂，由亂轉治；之後中央再回應廣大市民的期盼，完善選舉制度，為香港選舉制度作根本治理，去毒清源，堵塞現行選舉制度的嚴重漏洞，阻止反中亂港份子癱瘓特區奪取政權，重新建構堅實並具香港特色的新民主選舉制。
筆者認為，中央親力處理上述兩大重要舉措，結合法律與制度的「組合拳」，終為香港結束政治多年亂象，阻斷攬炒派亂港奪權，從中央層面為香港提供不容挑戰、堅實可靠的法律依據和制度保障，讓香港能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及「愛國者治港」，聚焦發展經濟民生。
事實上，攬炒派近幾年在議會中的瘋狂行徑，煽動黑暴，勾結外力，一切源於香港沒有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及「愛國者治港」要義，令攬炒派有機可乘，利用選舉制度漏洞竊取公職人員的平台，大肆搞亂香港。
在攬炒派操弄下，目前18個區議會，已淪為反中亂港的基地，不單阻撓特區政府施政、抹黑防疫抗疫工作，散播不實及反中央等訊息，攬炒派更利用區議會作為宣揚「港獨」平台，攬炒香港，日前更有攬炒派區議員在會議時暢飲紅酒，禮崩樂壤，區議會可以說完全失效，香港市民均極感不滿，但區議員卻不需宣誓，這明顯是個大漏洞。
為確保「治港者」是「愛國者」，特區政府因此透過是次本地修訂法例方式，完善處理宣誓、拒絕宣誓或當選後違誓的法律後果等，以確保「公職人員」是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阻斷反中亂港份子透過竊據公職攬炒香港。
面對即將進行宣誓，近日已有逾20名攬炒派區議員接連宣布辭職。筆者認為，公職人員宣誓，是對「公職人員」最基本的要求，但一眾攬炒派區議員近日先後以不同理由離職，這正好反映出他們過往是透過漏洞進入議會平台，更揭露了他們一直是借區議會反中亂港、從無打算做正事的醜惡目面，因此趕在法例生效之前雞飛狗走。由此更反映有關條例的必要性與及時性，特區政府日後必須嚴謹執法，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
條例不單及時與必要，而且合情、合理、合法。誠然，要成為「治港者」必須是「愛國者」，「愛國者治港」本是應有之義，應有之責，而且放諸四海皆準，條例草案目的是要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此乃合情。
區議會為地方行政事務向政府提供意見，並獲政府撥款，區議員賦予重要職能和權力，亦應負相應的責任及義務，條例草案就是要明確區議員在履行職責時，是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此乃合理。
至於合法方面，條例至少有四個法規支持。首先《基本法》第104條提到，有關公職人員必須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第二，201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對《基本法》第104條的解釋指，宣誓人作虛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行為，依法承擔法律責任；第三，《香港國安法》第6條規定，香港特區居民在參選或者就任公職時應當依法簽署文件確認或者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第四，2020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那些行為不符合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一經依法認定，即時喪失議員資格。
因應上述法規及頒布，特區政府因而提出是次修訂，以落實有關公職人員宣誓規定，此乃合法。
大量事實證明，過去多年攬炒派有計劃、有預謀搞亂香港，甚至想癱瘓特區政府、顛覆國家政權，不僅不符合「愛國者」最基本的要求，更違背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重要責任。中央作出兩大重要舉措，包括落實《香港國安法》以及完善選舉制度，一次又一次為香港解困解憂，市民大眾均表支持。今次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更回應了廣大市民多年期望，踢走違法、違紀、違誓的攬炒議員，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這才能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