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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完整資料庫 跟進「隱形」貧窮人口 達至精準扶貧
文章
2021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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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懸殊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根據特區政府於2020年12月23日公佈的《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香港在2019年仍有逾百萬貧窮人口，「劏房」住戶亦不斷增加，情況未見改善。今年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自黨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已逐步將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而「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已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帶出堅實步伐列入「十四五」規劃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筆者認為若要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第一步需先協助低收入群組脫貧。
根據《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在政府的恆常現金政策如在職家庭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教育津貼、長者生活津貼、綜援等介入後，2019年香港有474,000戶、1,097,800人屬貧窮住戶及人口，較2018年升上0.9%，達15.8%；若撇除恆常現金政策，則推算香港有648,500戶、1,490,700人屬貧窮住戶及人口，即香港仍有近150萬人無法自力更生。
此外，「劏房」住戶亦有持續增加。根據運輸及房屋局「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2021年3月的報告，估算2020年香港共有100,943間「劏房」，較2016年估算的92,656間增加8.94%；而估算居住人數亦由2016年的209,740人增加至2020年的226,340人。
從上述資料所見，政府雖有支援政策，但成效顯然未如理想。筆者認為原因在於很多有需要的人士或家庭並未確實得到適切的支援，無法達至精準扶貧。
筆者曾接觸一些低收入人士或家庭，他們遇到的其中一個困難是不懂得如何申請津貼，以在職家庭津貼為例，申請者需要提供大量證明文件，包括工作證明，惟不少低收入人士沒有全職工作，長期依賴散工維生，難以提供齊全工作證明；而申請表格亦過於繁複，申請者大多不懂得填寫，結果需付費聘請他人幫忙填寫，變相減少了他們得到的支援。
另一個原因是無法找出社會上真正有需要的人士。這些人士大多來自新來港人士、單親家庭、退休長者、少數族裔等不同群組，他們很少接觸外界資訊，完全不知悉政府有何政策，亦不懂得求助，結果他們生活拮据多年，卻一直欠缺支援，猶如社會上的「隱形人」。政府目前的處理方式是讓非牟利機構（NGO）跟進，惟NGO資源有限，大多情況下只能支援一些過往曾協助的對象，沒有足夠資源找到新的「隱形人」，更遑論支援他們。
若要達到精準扶貧，必須找出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或家庭對症下藥。筆者認為學校是最容易接觸這些群組的渠道，不少低收入家庭均有子女，其子女會申請學生津貼，換言之已建立了一定的網絡，政府可以透過學校社工，善用既有網絡聯絡有需要的學生，繼而協助申請其他津貼和提供相應援助，是較為有效的做法。
此外，政府可以聘請低收入人士出任宣傳大使，讓他們宣傳政府的政策，因為他們必定較熟悉自己的群組，成效自然更佳。以少數族裔為例，並非所有少數族裔人士均懂得中文，導致他們接觸的資訊有限，若由少數族裔人士擔當宣傳大使，不旦溝通上會更便利，亦能將政府的訊息傳得更快。
筆者認為目前政府扶貧政策的問題是欠缺總體方向，亦欠缺一個完整的資料庫，如每次人口普查所得的資料，或無法掌握一些「劏房」、天台屋、板間房等住戶的資料。而每年的《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均整理和統計了很多資料，但最終沒有部門跟進，政府必須正視有關後續工作問題，不能空有報告，但欠缺回應的政策。
最後，長遠而言，政府不能單靠提供援助的方法解決貧窮問題，政府必須致力消除社會之間的貧富差距，消除社會資源分配不均，並讓每一個人均有發展機會，如提高他們的教育水平，讓他們能夠向上流，才能讓低收入人士和家庭自力更生，最終達至脫貧，達至「十四五」規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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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公布了2024至25財政年度財政預算案，當中接納了不少新民黨的建議，如為樓市「撤辣」等。整體而言，筆者認為預算案在目前經濟情況下做到穩中求進，在外圍環境仍充滿不確定性的情況下致力開源節流，既推動「能者多付」，向高收入納稅人、高租值物業徵收額外稅率及差餉，藉以增加庫房收入；亦盡量減少對基層生活的影響，能夠平衡政府財政和民生需要，是值得支持的一份預算案。
優化智慧政府支援中小企
筆者尤為關注預算案中創新科技、人工智能、支援中小企、文化旅遊等幾個範疇。在創新科技方面，去年的預算案政府已預留100億元推動生命健康科技的發展，而今年則將相關款項的運用情況寫得更加清晰，包括設立生命健康研發院、加強臨床試驗平台、為新藥審批機制建立「第一層審批」等。
事實上，「十四五」規劃提出積極促進人類健康等科技開放合作，並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是次預算案細化了相關工作，相信有助發揮香港生命健康科研雄厚實力的優勢，推動香港成為國際生命健康科技中心。
人工智能是近年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前沿領域，筆者十分支持政府撥款30億元推行為期3年的人工智能資助計劃，既資助本地大學或相關機構在科研上的突破，亦加強算力中心的網絡安全和數據保護，並致力加強推廣，吸引海內外人工智能企業和人才來港發展。加上預算案表明積極推動微電子研發，以及投放大量資源提升創科基建、研究能力以至相關人才等方面，綜合起來能夠擦亮香港創科品牌，十分值得支持。
筆者素來關注政府治理水平現代化，落實智慧政府、數字經濟，並曾建議撥款協助中小企善用科技轉型。就此，筆者十分歡迎今年預算案中有所回應，除了落實「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亦在「BUD專項基金」下注資5億元增設「電商易」，以及另外注資3億元設立企業版「智方便」，協助企業在使用電子政府服務時免卻繁瑣流程，體現政府在智慧政府、電子政務方面的不斷優化，有助融資，長遠亦能帶動香港擴闊科技網，相信對中小企發展很有幫助。
在文化旅遊方面，旅遊業是香港重要的經濟支柱之一，而三年疫情對業界打擊甚大，疫後復常後，訪港旅客人數也暫時未完全回復到疫前水平。筆者曾就此建議政府因應旅客旅行模式的改變推出「活力生態遊」，善用香港郊區、單車徑等設施推行「深度遊」。筆者歡迎政府接納有關建議，在財算案提出，旅遊發展局會推動以「城市漫步」等為主題的「沉浸式深度遊」，亦會推動遠足、單車、直立板、越野跑等嶄新內容，相信能夠針對年輕客群帶動香港旅遊業復甦。
至於政府增撥10.9億元支持旅遊事務署及旅發局舉辦的活動，筆者認為活動內容固然重要，但政府亦要鼓勵商界運用大廈外牆或隧道外的大型廣告牌，加強盛事宣傳，凝造舉辦盛事的氣氛，打造「活力香港」。
發揮優勢促進中外文藝交流
此外，筆者認為政府需要大力推動「重點演藝項目計劃」，支持具代表性的本地大型演藝作品長期公演，讓這些創作成為香港另一個文化名片。政府亦可邀請更多具代表性的演藝作品來港公演，再配合「香港演藝博覽」，為這些作品和創作精英提供交流機會和商機，發揮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優勢，同時加強向內地和海外推廣，幫助旅遊業復甦。
最後，筆者對於政府沒有接納新民黨下調烈酒稅的建議略感可惜。而對於去年的施政報告公布落實2萬元的新生嬰兒獎勵金，如今已略見成效，有約6000名合資格父母獲發獎勵金。就此，筆者認為政府可以考慮新民黨建議的累進式子女免稅額，藉此進一步刺激生育率。
總結而言，筆者認為新一份預算案能夠回應香港目前實際情況，能平衡經濟和民生需要，亦有考慮香港長遠持續高質量發展，是值得支持的預算案。筆者期望政府可以接納更多新民黨的意見，進一步在維持政府財政穩健的情況下，推動經濟可持續和多元發展，同時關顧基層和民生，帶動香港砥礪前行。
特區政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23條）立法諮詢期日前經已結束，現正密鑼緊鼓籌備將條例草案交到立法會審議，並爭取盡快通過。然而，外國反華勢力一直借機造遙生事，再次抹黑《香港國安法》和23條，其中美國駐港總領事梅儒瑞(Gregory May)煽動美資企業撤資離港，其言論不但氣焰囂張，內容更是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和香港事務，筆者對此予以強烈讉責和反對，促請美國停止對23條立法說三道四。
梅儒瑞於2022年上任，是次受訪是上任以來首次，訪問中他直言「《香港國安法》後，香港最不需要的就是更多、非常廣泛的新違法事項。」甚至提出釋放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和其他因政治言論而觸犯法例的人士。有關言論直接干預香港司法，筆者認為完全不符合其外交身份，特別是香港是法治社會，享有司法獨立，任何違法行為均應當交由法庭依法審理，豈能因外國勢力的批評而隨便釋放涉案人士？
此外，23條立法將進一步築牢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防線，有助增強香港社會穩定，發揮香港獨特地位和優勢。事實上，政府就23條立法收集所得的逾1.3萬份意見書中，有98.64%意見是支持立法和正面意見，反映23條立法獲社會各界大多數支持，立法工作有其迫切性和必要性。然而梅儒瑞的言論無視特區政府就23立法的憲制責任和社會實際需要，肆意踐踏23條立法和《香港國安法》，與他所稱希望與香港有更好的關係全然背道而馳，嚴重背離了領事官員基本的職業操守和行為準則，提供了美國干預香港事務、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又一鐵證。
更醜陋的是，梅儒瑞在表面上仍嘗試裝成香港的朋友，試圖將「釋放黎智英」美化成可以改善香港形象，又提到香港仍有重要的商業優勢，籲官員秉持《中英聯合聲明》，並維持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可改善香港與美國的關係。可是近年在中國與外國的政治角力下，不論香港進行任何立法，或採取任何舉措、政策，外國反華勢力借機抹黑，而梅儒瑞一方面極力詆毀抹黑香港的經濟社會環境，又試圖干預正常司法程序，另一方面則嘗試「打親民牌」，言行矛盾，足見梅儒瑞的惡毒用心，暗裡仍嘗試在背後插刀，實屬香港大敵。
事實上，梅儒瑞政治立場先行，除了抹黑23條立法的言論偏頗誤導，更踐踏香港的法治精神，無理要求香港釋放國安罪犯黎智英，公然為反中亂港分子撐腰，其目的顯然是坐實黎智英是「外國代理人」身份，讓黎智英能夠繼續憑藉外國勢力搗亂香港。筆者認為必須予以強烈譴責，呼籲社會各界認清其劣行。
總括而言，隨著23條立法的公眾諮詢期圓滿結束，已可見社會各界對23條的熱烈支持和期望，亦反映了23條對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至關重要。筆者認為特區政府應盡快完成條例草案，並交到立法會審議，爭取早日立法減少外國反華勢力借機攻擊香港的機會，而梅儒瑞和其他外國反華政客更應當認清事實，理性認識23條立法對香港的好處，並停止一切抹黑香港、干預中國內部事務的言論和行為。
新聞鏈接：
《來論｜讉責美領事抹黑23條立法 粗暴干預中國香港事務》
https://www.dotdotnews.com/a/202403/04/AP65e56a10e4b0737137a2fe23.html
新聞来源： 點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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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鄉郊代表選舉投票已於1月8日舉行，新民黨前青年委員會副主席廖子聰參選競逐沙田區「烏溪沙及長徑」原居民代表，並成功當選。
廖子聰於2015年加入新民黨，曾代表新民黨參與區議會選舉，並擔任第三及第四屆新民黨青年委員會副主席，積極推動青年發展及參與社區工作。
本人於投票日當天亦到烏溪沙為廖子聰打氣，見到子聰與居民打成一片，深受愛戴。在此祝賀廖子聰當選原居民代表，期望子聰發揮其專長及經驗，為居民服務、為居民發聲！
而新民黨社區發展主任陳家正亦參選屯門區掃管笏居民代表選舉，最終只以30多票之微惜敗，可說雖敗猶榮。
陳家正2019年加入新民黨，亦代表新民黨參與區議會選舉，至今仍致力於地區工作，為市民服務。
雖然結果不盡相同，本人仍十分高興黨內年輕人決心為社區貢獻自己力量，利用自己時間服務居民，希望各位年輕人把握機遇，發展所長。
今天是值得新民黨高興的日子，合共有九位成員獲得政府嘉許，並於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陳積志手上接過嘉許狀。
他們分別是服務大埔及北區的盧騰光 (新民黨中央委員) 、. 服務沙田的夏劍琨 (新民黨社區發展主任)及張柏源 (新民黨社區發展主任)、服務北區的孔永業 (新民黨社區發展主任) 、服務將軍澳的陳健浚 (新民黨社區發展主任) 及 譚竹君 (新民黨社區發展主任)、服務海怡半島多年的義工黎曾瑞貞 (黎太) 、崔添偉 (新民黨青委會執行副主席)及新民黨總部職員楊家浚。
他們均是新民黨在地區服務的社區幹事、義工及總部職員，多年來辛勤地為街坊服務，特別在這兩年新冠疫情肆虐期間，他們總是不辭勞苦地運送物資，處理街坊的求助，永遠站在前線服務有需要的市民。
再次非常感謝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陳積志向他們頒發嘉許狀，我知道每一位獲得嘉許的黨員、義工及朋友均感興奮，在此再次祝賀他們，並感謝民政事務局對新民黨仝人工作的認同 。
全國人大會議今年3月通過了「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到要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後公布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橫琴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前海方案》）兩項大灣區新政策，其中《前海方案》與香港關係密切，透過推動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前海合作區），支持香港經濟社會發展、提升粵港澳合作水平、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的重要舉措。
前海合作區始於10年前，至今已有多達11,500家港資企業於前海註冊，覆蓋金融、現代物流、專業服務、科技服務等行業。《前海方案》將前海合作區總面績由14.92平方公里擴大至120.56方平公里，並進一步提出更多便利港人措施，以及讓港人出任前海法定機構職務。不旦能讓更多企業進駐，職位選擇亦大幅增加，當中專業服務，特別是法律專業服務更能享有更多新的便利政策，為港澳律師提供在內地執業的渠道和平台。
整體而言，《前海方案》致力將前海合作區打造成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善用深圳經濟特區立法權研究制定前海合作區投資者保護條例，積極保護企業權益，同時大力推進便利港澳跨境政務服務，如研究加強在交通、信息、支付等領域與港澳標準和規則銜接，為港澳年輕人在前海合作區提供學習、工作、居留、生活、創業、就業等方面的便利。此外，《前海方案》讓支持港澳和國際高水平醫院在前海合作區設立機構，提供醫療服務，為有意在大灣區發展的年輕人提供全面支援。
至於專業服務方面，香港政府一直推動香港專業服務進入前海，而《前海方案》中便提出在CEPA框架內，支持前海合作區對港澳擴大服務領域，在服務業職業資格、服務標準、認證認可、檢驗檢測、行業管理等領域與港澳的規則對接。例如金融業，前海合作區將提升國家金融業對外開放試驗示範窗口，以及提升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試驗區功能，讓國家政策在前海合作區落地實施，務求在人民幣跨境使用、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外匯管理便利化等領域先行先試。
筆者身為大律師，樂見前海合作區將建設國際法律中心和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心，探索不同法系、跨境法律規則銜接，又研究前海合作區內適用香港法律、選用香港作仲裁地解決民商事案件的機制、前海合作區與港澳區際民商事司法協助和交流新機制。值得留意的是香港是中國少數奉行普通法的地區，有別於其他奉行大陸法的內地城市，若大灣區嘗試接洽不同的法律體系，香港法律專業服務將享有獨特而龐大的優勢。
此外，《前海方案》提出內地與港澳律師事務所合顆聯營機制改革，並鼓勵外國和港澳律師事務所在前海合作區設立代表機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今年7月已舉辦了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讓有意在大灣區發展的港澳律師投考，同時簡化申請程序，以及推行讓港澳律師享有與內地律師相同調查權、閱卷權等，這些政策對港澳法律專業服務均帶來極大的吸引力。
過往的大灣區政策已經為港澳居民帶來了不少便利措施，而是次《前海方案》更是進一步把機會擴大。筆者認為香港產業結構單一、市場較細，發展空間較大灣區狹窄，港澳年輕人應把握「十四五」規劃帶來的機遇，選擇合適的平台發揮優勢、發揮所長。
貧富懸殊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根據特區政府於2020年12月23日公佈的《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香港在2019年仍有逾百萬貧窮人口，「劏房」住戶亦不斷增加，情況未見改善。今年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自黨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已逐步將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而「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已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帶出堅實步伐列入「十四五」規劃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筆者認為若要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第一步需先協助低收入群組脫貧。
根據《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在政府的恆常現金政策如在職家庭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教育津貼、長者生活津貼、綜援等介入後，2019年香港有474,000戶、1,097,800人屬貧窮住戶及人口，較2018年升上0.9%，達15.8%；若撇除恆常現金政策，則推算香港有648,500戶、1,490,700人屬貧窮住戶及人口，即香港仍有近150萬人無法自力更生。
此外，「劏房」住戶亦有持續增加。根據運輸及房屋局「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2021年3月的報告，估算2020年香港共有100,943間「劏房」，較2016年估算的92,656間增加8.94%；而估算居住人數亦由2016年的209,740人增加至2020年的226,340人。
從上述資料所見，政府雖有支援政策，但成效顯然未如理想。筆者認為原因在於很多有需要的人士或家庭並未確實得到適切的支援，無法達至精準扶貧。
筆者曾接觸一些低收入人士或家庭，他們遇到的其中一個困難是不懂得如何申請津貼，以在職家庭津貼為例，申請者需要提供大量證明文件，包括工作證明，惟不少低收入人士沒有全職工作，長期依賴散工維生，難以提供齊全工作證明；而申請表格亦過於繁複，申請者大多不懂得填寫，結果需付費聘請他人幫忙填寫，變相減少了他們得到的支援。
另一個原因是無法找出社會上真正有需要的人士。這些人士大多來自新來港人士、單親家庭、退休長者、少數族裔等不同群組，他們很少接觸外界資訊，完全不知悉政府有何政策，亦不懂得求助，結果他們生活拮据多年，卻一直欠缺支援，猶如社會上的「隱形人」。政府目前的處理方式是讓非牟利機構（NGO）跟進，惟NGO資源有限，大多情況下只能支援一些過往曾協助的對象，沒有足夠資源找到新的「隱形人」，更遑論支援他們。
若要達到精準扶貧，必須找出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或家庭對症下藥。筆者認為學校是最容易接觸這些群組的渠道，不少低收入家庭均有子女，其子女會申請學生津貼，換言之已建立了一定的網絡，政府可以透過學校社工，善用既有網絡聯絡有需要的學生，繼而協助申請其他津貼和提供相應援助，是較為有效的做法。
此外，政府可以聘請低收入人士出任宣傳大使，讓他們宣傳政府的政策，因為他們必定較熟悉自己的群組，成效自然更佳。以少數族裔為例，並非所有少數族裔人士均懂得中文，導致他們接觸的資訊有限，若由少數族裔人士擔當宣傳大使，不旦溝通上會更便利，亦能將政府的訊息傳得更快。
筆者認為目前政府扶貧政策的問題是欠缺總體方向，亦欠缺一個完整的資料庫，如每次人口普查所得的資料，或無法掌握一些「劏房」、天台屋、板間房等住戶的資料。而每年的《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均整理和統計了很多資料，但最終沒有部門跟進，政府必須正視有關後續工作問題，不能空有報告，但欠缺回應的政策。
最後，長遠而言，政府不能單靠提供援助的方法解決貧窮問題，政府必須致力消除社會之間的貧富差距，消除社會資源分配不均，並讓每一個人均有發展機會，如提高他們的教育水平，讓他們能夠向上流，才能讓低收入人士和家庭自力更生，最終達至脫貧，達至「十四五」規劃的目標。
香港律師會理事會早前改選，五個改選議席全數均由親建制的「專業派」勝出，大獲全勝，「開明派」候選人全軍覆沒，令「專業派」在律師會20人的理事會中，取得壓倒性14人的控制權。筆者認為，選舉結果反映業界與「反中亂港」分子劃清界線，支持香港回歸專業、理性及愛國愛港的原則，大律師公會應借鏡是次選舉，加以警醒及覺悟，反對政治凌駕專業，阻斷公會成為「反中亂港」之平台，整肅多年歪風。
香港律師會於本月24日舉行周年會員大會，改選5名理事，「專業派」5名參選人均以高票當選，全取5席，陳國豪更以3405票成票王，傅嘉綿獲3385票、黃巧欣獲3373票、袁凱英獲3346票、岑君毅3302票，足證「專業派」當選是眾望所歸，為業界的主流聲音。
反觀「開明派」參選人，「開明派」若不計早前退選的羅彰南（Jonathan Ross），則有三名候選人包括白樂德(Denis Brock)獲1952票、韋恆理（Henry Wheare）獲1926票、馬秀雯（Selma Masood）獲1880票，相對上屆「開明派」候選人一般得約3000票大跌一千票，三人均全數落選敗北。
根據選舉結果，「專業派」5人各獲超過3000票，「開明派」參選人則只各得2000票左右，雙方差距逾千票，少近三分一；選舉結果最終令「開明派」在20人的律師會理事會內減至6席，「專業派」則佔了14席，取得壓倒性的控制權。筆者認為上述兩項數字，清楚說明業界堅決與「反中亂港」分子劃清界線，並希望透過是次選舉，盡一切的力量踢走那些曾在黑暴事件中支持港獨的風氣及勢力，將業界回歸專業、理性及愛國愛港的原則，扭轉「政治凌駕專業」的歪風。
筆者從五名大勝的「專業派」律師候選人的主張中所見，他們均強調確保政治中立、爭取會員利益、推動融入大灣區發展等等，可見律師會內專業、理性的聲音屬於主流，亦因此「專業派」會在選舉中大獲全勝。
事實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是次選舉前明言，若律師會被政治凌駕法律專業，「特區政府亦同樣會考慮與其終止關係」，她更引用特區政府處理教協的手法做例子，說明若專業團體被政治「騎劫」的下場。
筆者非常認同行政長官的看法，因律師會現時為香港律師行業的自我監管機構，但卻具多項的法定職能，因此絕對不能以政治凌駕專業，否則有損公眾及利益。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更訂明律師會具多項法定的職能，包括頒發律師執業證書、介入律師行業務等，同時多個法定機構、委員會均有律師會代表，其中負責委任及推薦法官的「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訂明9名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一名律師，特首委任律師成員前，須先諮詢律師會理事會。
由此可見，作為香港律師的自我監管組織及專業團體，律師會除要維持香港律師專業水平及操守，考慮所有涉及業界利益的問題外，亦要作為業界與政府之間的橋樑，故律師會應保持政治中立，時刻與特區政府有關部門溝通，以專業法律角度回應不同議題，絕對不容政治化。
律師會改選塵埃落定，筆者猶記得於選舉前，香港大律師公會前主席、資深大律師譚允芝在一個法律界論壇提到，大律師公會自2018年經歷一場「政治化的選舉」後，與內地已沒有聯繫，形容十分可惜，指情況令大律師無奈下要「單打獨鬥」，希望律師會不會步此後塵。
筆者與社會各界一樣，很高興見到律師會立即引以為戒，最終撥亂反正；至於大律師公會，實應借鏡於律師會，以此作為榜樣，盡快整肅多年歪風，反對政治凌駕專業，阻斷公會成為「反中亂港」之平台。
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下，本港法律專業在內地金融發展、資產管理、仲裁工作都有不少新機遇，特別在大灣區發展迅速下，香港作為國家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可在大灣區積極發揮「一國、兩制、三法域」的獨特優勢，而律政司已經與內地簽署多項協作安排。在中央全力支持下，香港法律業界只要秉持專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抓緊大灣區機遇，定必會有源源不絕的活力和千載難逢的機遇。
國家「十四五」規劃宣講團本周來港一連三天向各界介紹「十四五」規劃綱要，意義重大，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首場宣講會上指，全球最大發展機遇在中國，香港發展最大機遇在內地，故一定要牢牢抓住，而「十四五」規劃已明確了香港發展新定位，但需要香港社會進一步行動起來，勸勉社會各界「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筆者認為作為立法會議員及大律師，定會透過自身專業，支持鞏固及發展香港「四大中心」地位，包括發展國際貿易中心及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並做好中央賦予香港「一個樞紐三個中心」的新定位，推動青年人一起行動起來，貢獻祖國。
宣講團的陣容鼎盛，成員來自國務院港澳辦、國家發改委、科技部、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以及國務院新聞辦港澳台新聞局，而宣講內容亦涵蓋多個重要範疇，充份體現中央對香港的大力支持與親切關顧。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會上提出了三點看法，一是「認清國家規劃要求，全面把握香港發展方向」；二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斷提升香港的競爭優勢」；三是「善用國家政策支持，努力開創香港發展新未來」。駱主任指，中央一直十分關注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十四五」規劃再次明確了香港發展新定位，並給予更多政策支持，現在需要香港社會進一步行動起來。他勸勉市場經濟，競爭激烈，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唯有做好今天，才能贏得明天。
筆者非常認同駱主任的看法，正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指，國家規劃內容一紙千金，「十四五」規劃將為香港帶來源源不絕的活力和千載難逢的機遇。根據《十四五規劃綱要》中第61章《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和第31章《深入實施區域重大策略》有關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部分，這兩部分的表述充分體現中央對香港特區的支持，對港人福祉的重視，因此香港發展必須與國家緊密相連，依託祖國。
事實上，「十四五」規劃中提到，除一如既往支持香港提升包括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及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在內的四個「傳統中心」地位外，中央亦將大力支持香港四個新興領域發展，賦予香港「一個樞紐三個中心」的新定位，支持香港提升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及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香港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之一，具備法治和營商環境的優勢，在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之下，是其他城市無法比擬的，對國家及大灣區發展有著獨特的角色。截至二○二○年，大灣區的總人口已經超過8 600萬，地區生產總值（GDP）達16,688億美元，筆者認為在大灣區發展迅速下，香港作為國家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可在大灣區積極發揮「一國、兩制、三法域」的獨特優勢，而律政司已經與內地簽署多項協作安排，香港法律業界應把握融入大灣區發展機會。
此外，國家司法部更於七月主辦首次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筆者作為立法會議員及大律師，與律政司及業界攜手推動宣傳，最終約655人報名參加，業界反應熱烈，本人亦有幸參加了是次考試。相關考試是CEPA下的開放措施，通過考試取得執業證書者，可在大灣區內地九市辦理適用內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務，受聘於大灣區內地九市的內地律師事務所或是港澳與內地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並可成為大灣區內地九市的內地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足證中央積極為香港律師提供機會，讓業界真正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真正做到「協同效應創共贏」的效果。
過去幾年，香港社會動盪不安，幸而中央為香港先後落實《港區國安法》與完善選舉制度，以及連串利港惠民政策，令香港由亂轉治，正如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所指，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香港安全；沒有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落實，就沒有香港長治久安的保障，現時香港良好局面來之不易，「蘇州過後無艇搭」，香港需要盡快形成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社會共識，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融入國家發展。
筆者認為，中央已為香港搭起廣闊舞台，香港能否在由亂轉治的基礎上，致力於由治及興，就需匯聚各方攜手再出發。作為立法會議員，對推動香港及業界發展肩負重大責任，未來定會利用自身專業帶動教育和培訓青年工作，以親身經驗令青年人行動起來，鞏固來之不易的社會穩定大局，貢獻祖國，才不負中央多年來支持特區政府破解香港深層次問題的無私付出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