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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前海方案》 便利港澳人才 推動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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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會議今年3月通過了「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到要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後公布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橫琴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前海方案》）兩項大灣區新政策，其中《前海方案》與香港關係密切，透過推動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前海合作區），支持香港經濟社會發展、提升粵港澳合作水平、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的重要舉措。
前海合作區始於10年前，至今已有多達11,500家港資企業於前海註冊，覆蓋金融、現代物流、專業服務、科技服務等行業。《前海方案》將前海合作區總面績由14.92平方公里擴大至120.56方平公里，並進一步提出更多便利港人措施，以及讓港人出任前海法定機構職務。不旦能讓更多企業進駐，職位選擇亦大幅增加，當中專業服務，特別是法律專業服務更能享有更多新的便利政策，為港澳律師提供在內地執業的渠道和平台。
整體而言，《前海方案》致力將前海合作區打造成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善用深圳經濟特區立法權研究制定前海合作區投資者保護條例，積極保護企業權益，同時大力推進便利港澳跨境政務服務，如研究加強在交通、信息、支付等領域與港澳標準和規則銜接，為港澳年輕人在前海合作區提供學習、工作、居留、生活、創業、就業等方面的便利。此外，《前海方案》讓支持港澳和國際高水平醫院在前海合作區設立機構，提供醫療服務，為有意在大灣區發展的年輕人提供全面支援。
至於專業服務方面，香港政府一直推動香港專業服務進入前海，而《前海方案》中便提出在CEPA框架內，支持前海合作區對港澳擴大服務領域，在服務業職業資格、服務標準、認證認可、檢驗檢測、行業管理等領域與港澳的規則對接。例如金融業，前海合作區將提升國家金融業對外開放試驗示範窗口，以及提升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試驗區功能，讓國家政策在前海合作區落地實施，務求在人民幣跨境使用、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外匯管理便利化等領域先行先試。
筆者身為大律師，樂見前海合作區將建設國際法律中心和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心，探索不同法系、跨境法律規則銜接，又研究前海合作區內適用香港法律、選用香港作仲裁地解決民商事案件的機制、前海合作區與港澳區際民商事司法協助和交流新機制。值得留意的是香港是中國少數奉行普通法的地區，有別於其他奉行大陸法的內地城市，若大灣區嘗試接洽不同的法律體系，香港法律專業服務將享有獨特而龐大的優勢。
此外，《前海方案》提出內地與港澳律師事務所合顆聯營機制改革，並鼓勵外國和港澳律師事務所在前海合作區設立代表機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今年7月已舉辦了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讓有意在大灣區發展的港澳律師投考，同時簡化申請程序，以及推行讓港澳律師享有與內地律師相同調查權、閱卷權等，這些政策對港澳法律專業服務均帶來極大的吸引力。
過往的大灣區政策已經為港澳居民帶來了不少便利措施，而是次《前海方案》更是進一步把機會擴大。筆者認為香港產業結構單一、市場較細，發展空間較大灣區狹窄，港澳年輕人應把握「十四五」規劃帶來的機遇，選擇合適的平台發揮優勢、發揮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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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完整資料庫 跟進「隱形」貧窮人口 達至精準扶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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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懸殊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根據特區政府於2020年12月23日公佈的《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香港在2019年仍有逾百萬貧窮人口，「劏房」住戶亦不斷增加，情況未見改善。今年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自黨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已逐步將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而「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已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帶出堅實步伐列入「十四五」規劃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筆者認為若要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第一步需先協助低收入群組脫貧。
根據《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在政府的恆常現金政策如在職家庭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教育津貼、長者生活津貼、綜援等介入後，2019年香港有474,000戶、1,097,800人屬貧窮住戶及人口，較2018年升上0.9%，達15.8%；若撇除恆常現金政策，則推算香港有648,500戶、1,490,700人屬貧窮住戶及人口，即香港仍有近150萬人無法自力更生。
此外，「劏房」住戶亦有持續增加。根據運輸及房屋局「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2021年3月的報告，估算2020年香港共有100,943間「劏房」，較2016年估算的92,656間增加8.94%；而估算居住人數亦由2016年的209,740人增加至2020年的226,340人。
從上述資料所見，政府雖有支援政策，但成效顯然未如理想。筆者認為原因在於很多有需要的人士或家庭並未確實得到適切的支援，無法達至精準扶貧。
筆者曾接觸一些低收入人士或家庭，他們遇到的其中一個困難是不懂得如何申請津貼，以在職家庭津貼為例，申請者需要提供大量證明文件，包括工作證明，惟不少低收入人士沒有全職工作，長期依賴散工維生，難以提供齊全工作證明；而申請表格亦過於繁複，申請者大多不懂得填寫，結果需付費聘請他人幫忙填寫，變相減少了他們得到的支援。
另一個原因是無法找出社會上真正有需要的人士。這些人士大多來自新來港人士、單親家庭、退休長者、少數族裔等不同群組，他們很少接觸外界資訊，完全不知悉政府有何政策，亦不懂得求助，結果他們生活拮据多年，卻一直欠缺支援，猶如社會上的「隱形人」。政府目前的處理方式是讓非牟利機構（NGO）跟進，惟NGO資源有限，大多情況下只能支援一些過往曾協助的對象，沒有足夠資源找到新的「隱形人」，更遑論支援他們。
若要達到精準扶貧，必須找出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或家庭對症下藥。筆者認為學校是最容易接觸這些群組的渠道，不少低收入家庭均有子女，其子女會申請學生津貼，換言之已建立了一定的網絡，政府可以透過學校社工，善用既有網絡聯絡有需要的學生，繼而協助申請其他津貼和提供相應援助，是較為有效的做法。
此外，政府可以聘請低收入人士出任宣傳大使，讓他們宣傳政府的政策，因為他們必定較熟悉自己的群組，成效自然更佳。以少數族裔為例，並非所有少數族裔人士均懂得中文，導致他們接觸的資訊有限，若由少數族裔人士擔當宣傳大使，不旦溝通上會更便利，亦能將政府的訊息傳得更快。
筆者認為目前政府扶貧政策的問題是欠缺總體方向，亦欠缺一個完整的資料庫，如每次人口普查所得的資料，或無法掌握一些「劏房」、天台屋、板間房等住戶的資料。而每年的《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均整理和統計了很多資料，但最終沒有部門跟進，政府必須正視有關後續工作問題，不能空有報告，但欠缺回應的政策。
最後，長遠而言，政府不能單靠提供援助的方法解決貧窮問題，政府必須致力消除社會之間的貧富差距，消除社會資源分配不均，並讓每一個人均有發展機會，如提高他們的教育水平，讓他們能夠向上流，才能讓低收入人士和家庭自力更生，最終達至脫貧，達至「十四五」規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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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會改選專業派壓倒勝出 大律師公會應借鏡整肅歪風 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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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會理事會早前改選，五個改選議席全數均由親建制的「專業派」勝出，大獲全勝，「開明派」候選人全軍覆沒，令「專業派」在律師會20人的理事會中，取得壓倒性14人的控制權。筆者認為，選舉結果反映業界與「反中亂港」分子劃清界線，支持香港回歸專業、理性及愛國愛港的原則，大律師公會應借鏡是次選舉，加以警醒及覺悟，反對政治凌駕專業，阻斷公會成為「反中亂港」之平台，整肅多年歪風。
香港律師會於本月24日舉行周年會員大會，改選5名理事，「專業派」5名參選人均以高票當選，全取5席，陳國豪更以3405票成票王，傅嘉綿獲3385票、黃巧欣獲3373票、袁凱英獲3346票、岑君毅3302票，足證「專業派」當選是眾望所歸，為業界的主流聲音。
反觀「開明派」參選人，「開明派」若不計早前退選的羅彰南（Jonathan Ross），則有三名候選人包括白樂德(Denis Brock)獲1952票、韋恆理（Henry Wheare）獲1926票、馬秀雯（Selma Masood）獲1880票，相對上屆「開明派」候選人一般得約3000票大跌一千票，三人均全數落選敗北。
根據選舉結果，「專業派」5人各獲超過3000票，「開明派」參選人則只各得2000票左右，雙方差距逾千票，少近三分一；選舉結果最終令「開明派」在20人的律師會理事會內減至6席，「專業派」則佔了14席，取得壓倒性的控制權。筆者認為上述兩項數字，清楚說明業界堅決與「反中亂港」分子劃清界線，並希望透過是次選舉，盡一切的力量踢走那些曾在黑暴事件中支持港獨的風氣及勢力，將業界回歸專業、理性及愛國愛港的原則，扭轉「政治凌駕專業」的歪風。
筆者從五名大勝的「專業派」律師候選人的主張中所見，他們均強調確保政治中立、爭取會員利益、推動融入大灣區發展等等，可見律師會內專業、理性的聲音屬於主流，亦因此「專業派」會在選舉中大獲全勝。
事實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是次選舉前明言，若律師會被政治凌駕法律專業，「特區政府亦同樣會考慮與其終止關係」，她更引用特區政府處理教協的手法做例子，說明若專業團體被政治「騎劫」的下場。
筆者非常認同行政長官的看法，因律師會現時為香港律師行業的自我監管機構，但卻具多項的法定職能，因此絕對不能以政治凌駕專業，否則有損公眾及利益。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更訂明律師會具多項法定的職能，包括頒發律師執業證書、介入律師行業務等，同時多個法定機構、委員會均有律師會代表，其中負責委任及推薦法官的「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訂明9名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一名律師，特首委任律師成員前，須先諮詢律師會理事會。
由此可見，作為香港律師的自我監管組織及專業團體，律師會除要維持香港律師專業水平及操守，考慮所有涉及業界利益的問題外，亦要作為業界與政府之間的橋樑，故律師會應保持政治中立，時刻與特區政府有關部門溝通，以專業法律角度回應不同議題，絕對不容政治化。
律師會改選塵埃落定，筆者猶記得於選舉前，香港大律師公會前主席、資深大律師譚允芝在一個法律界論壇提到，大律師公會自2018年經歷一場「政治化的選舉」後，與內地已沒有聯繫，形容十分可惜，指情況令大律師無奈下要「單打獨鬥」，希望律師會不會步此後塵。
筆者與社會各界一樣，很高興見到律師會立即引以為戒，最終撥亂反正；至於大律師公會，實應借鏡於律師會，以此作為榜樣，盡快整肅多年歪風，反對政治凌駕專業，阻斷公會成為「反中亂港」之平台。
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下，本港法律專業在內地金融發展、資產管理、仲裁工作都有不少新機遇，特別在大灣區發展迅速下，香港作為國家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可在大灣區積極發揮「一國、兩制、三法域」的獨特優勢，而律政司已經與內地簽署多項協作安排。在中央全力支持下，香港法律業界只要秉持專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抓緊大灣區機遇，定必會有源源不絕的活力和千載難逢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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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會議今年3月通過了「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到要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後公布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橫琴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前海方案》）兩項大灣區新政策，其中《前海方案》與香港關係密切，透過推動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前海合作區），支持香港經濟社會發展、提升粵港澳合作水平、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的重要舉措。
前海合作區始於10年前，至今已有多達11,500家港資企業於前海註冊，覆蓋金融、現代物流、專業服務、科技服務等行業。《前海方案》將前海合作區總面績由14.92平方公里擴大至120.56方平公里，並進一步提出更多便利港人措施，以及讓港人出任前海法定機構職務。不旦能讓更多企業進駐，職位選擇亦大幅增加，當中專業服務，特別是法律專業服務更能享有更多新的便利政策，為港澳律師提供在內地執業的渠道和平台。
整體而言，《前海方案》致力將前海合作區打造成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善用深圳經濟特區立法權研究制定前海合作區投資者保護條例，積極保護企業權益，同時大力推進便利港澳跨境政務服務，如研究加強在交通、信息、支付等領域與港澳標準和規則銜接，為港澳年輕人在前海合作區提供學習、工作、居留、生活、創業、就業等方面的便利。此外，《前海方案》讓支持港澳和國際高水平醫院在前海合作區設立機構，提供醫療服務，為有意在大灣區發展的年輕人提供全面支援。
至於專業服務方面，香港政府一直推動香港專業服務進入前海，而《前海方案》中便提出在CEPA框架內，支持前海合作區對港澳擴大服務領域，在服務業職業資格、服務標準、認證認可、檢驗檢測、行業管理等領域與港澳的規則對接。例如金融業，前海合作區將提升國家金融業對外開放試驗示範窗口，以及提升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試驗區功能，讓國家政策在前海合作區落地實施，務求在人民幣跨境使用、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外匯管理便利化等領域先行先試。
筆者身為大律師，樂見前海合作區將建設國際法律中心和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心，探索不同法系、跨境法律規則銜接，又研究前海合作區內適用香港法律、選用香港作仲裁地解決民商事案件的機制、前海合作區與港澳區際民商事司法協助和交流新機制。值得留意的是香港是中國少數奉行普通法的地區，有別於其他奉行大陸法的內地城市，若大灣區嘗試接洽不同的法律體系，香港法律專業服務將享有獨特而龐大的優勢。
此外，《前海方案》提出內地與港澳律師事務所合顆聯營機制改革，並鼓勵外國和港澳律師事務所在前海合作區設立代表機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今年7月已舉辦了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讓有意在大灣區發展的港澳律師投考，同時簡化申請程序，以及推行讓港澳律師享有與內地律師相同調查權、閱卷權等，這些政策對港澳法律專業服務均帶來極大的吸引力。
過往的大灣區政策已經為港澳居民帶來了不少便利措施，而是次《前海方案》更是進一步把機會擴大。筆者認為香港產業結構單一、市場較細，發展空間較大灣區狹窄，港澳年輕人應把握「十四五」規劃帶來的機遇，選擇合適的平台發揮優勢、發揮所長。
貧富懸殊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根據特區政府於2020年12月23日公佈的《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香港在2019年仍有逾百萬貧窮人口，「劏房」住戶亦不斷增加，情況未見改善。今年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自黨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已逐步將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而「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已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帶出堅實步伐列入「十四五」規劃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筆者認為若要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第一步需先協助低收入群組脫貧。
根據《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在政府的恆常現金政策如在職家庭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教育津貼、長者生活津貼、綜援等介入後，2019年香港有474,000戶、1,097,800人屬貧窮住戶及人口，較2018年升上0.9%，達15.8%；若撇除恆常現金政策，則推算香港有648,500戶、1,490,700人屬貧窮住戶及人口，即香港仍有近150萬人無法自力更生。
此外，「劏房」住戶亦有持續增加。根據運輸及房屋局「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2021年3月的報告，估算2020年香港共有100,943間「劏房」，較2016年估算的92,656間增加8.94%；而估算居住人數亦由2016年的209,740人增加至2020年的226,340人。
從上述資料所見，政府雖有支援政策，但成效顯然未如理想。筆者認為原因在於很多有需要的人士或家庭並未確實得到適切的支援，無法達至精準扶貧。
筆者曾接觸一些低收入人士或家庭，他們遇到的其中一個困難是不懂得如何申請津貼，以在職家庭津貼為例，申請者需要提供大量證明文件，包括工作證明，惟不少低收入人士沒有全職工作，長期依賴散工維生，難以提供齊全工作證明；而申請表格亦過於繁複，申請者大多不懂得填寫，結果需付費聘請他人幫忙填寫，變相減少了他們得到的支援。
另一個原因是無法找出社會上真正有需要的人士。這些人士大多來自新來港人士、單親家庭、退休長者、少數族裔等不同群組，他們很少接觸外界資訊，完全不知悉政府有何政策，亦不懂得求助，結果他們生活拮据多年，卻一直欠缺支援，猶如社會上的「隱形人」。政府目前的處理方式是讓非牟利機構（NGO）跟進，惟NGO資源有限，大多情況下只能支援一些過往曾協助的對象，沒有足夠資源找到新的「隱形人」，更遑論支援他們。
若要達到精準扶貧，必須找出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或家庭對症下藥。筆者認為學校是最容易接觸這些群組的渠道，不少低收入家庭均有子女，其子女會申請學生津貼，換言之已建立了一定的網絡，政府可以透過學校社工，善用既有網絡聯絡有需要的學生，繼而協助申請其他津貼和提供相應援助，是較為有效的做法。
此外，政府可以聘請低收入人士出任宣傳大使，讓他們宣傳政府的政策，因為他們必定較熟悉自己的群組，成效自然更佳。以少數族裔為例，並非所有少數族裔人士均懂得中文，導致他們接觸的資訊有限，若由少數族裔人士擔當宣傳大使，不旦溝通上會更便利，亦能將政府的訊息傳得更快。
筆者認為目前政府扶貧政策的問題是欠缺總體方向，亦欠缺一個完整的資料庫，如每次人口普查所得的資料，或無法掌握一些「劏房」、天台屋、板間房等住戶的資料。而每年的《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均整理和統計了很多資料，但最終沒有部門跟進，政府必須正視有關後續工作問題，不能空有報告，但欠缺回應的政策。
最後，長遠而言，政府不能單靠提供援助的方法解決貧窮問題，政府必須致力消除社會之間的貧富差距，消除社會資源分配不均，並讓每一個人均有發展機會，如提高他們的教育水平，讓他們能夠向上流，才能讓低收入人士和家庭自力更生，最終達至脫貧，達至「十四五」規劃的目標。
香港律師會理事會早前改選，五個改選議席全數均由親建制的「專業派」勝出，大獲全勝，「開明派」候選人全軍覆沒，令「專業派」在律師會20人的理事會中，取得壓倒性14人的控制權。筆者認為，選舉結果反映業界與「反中亂港」分子劃清界線，支持香港回歸專業、理性及愛國愛港的原則，大律師公會應借鏡是次選舉，加以警醒及覺悟，反對政治凌駕專業，阻斷公會成為「反中亂港」之平台，整肅多年歪風。
香港律師會於本月24日舉行周年會員大會，改選5名理事，「專業派」5名參選人均以高票當選，全取5席，陳國豪更以3405票成票王，傅嘉綿獲3385票、黃巧欣獲3373票、袁凱英獲3346票、岑君毅3302票，足證「專業派」當選是眾望所歸，為業界的主流聲音。
反觀「開明派」參選人，「開明派」若不計早前退選的羅彰南（Jonathan Ross），則有三名候選人包括白樂德(Denis Brock)獲1952票、韋恆理（Henry Wheare）獲1926票、馬秀雯（Selma Masood）獲1880票，相對上屆「開明派」候選人一般得約3000票大跌一千票，三人均全數落選敗北。
根據選舉結果，「專業派」5人各獲超過3000票，「開明派」參選人則只各得2000票左右，雙方差距逾千票，少近三分一；選舉結果最終令「開明派」在20人的律師會理事會內減至6席，「專業派」則佔了14席，取得壓倒性的控制權。筆者認為上述兩項數字，清楚說明業界堅決與「反中亂港」分子劃清界線，並希望透過是次選舉，盡一切的力量踢走那些曾在黑暴事件中支持港獨的風氣及勢力，將業界回歸專業、理性及愛國愛港的原則，扭轉「政治凌駕專業」的歪風。
筆者從五名大勝的「專業派」律師候選人的主張中所見，他們均強調確保政治中立、爭取會員利益、推動融入大灣區發展等等，可見律師會內專業、理性的聲音屬於主流，亦因此「專業派」會在選舉中大獲全勝。
事實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是次選舉前明言，若律師會被政治凌駕法律專業，「特區政府亦同樣會考慮與其終止關係」，她更引用特區政府處理教協的手法做例子，說明若專業團體被政治「騎劫」的下場。
筆者非常認同行政長官的看法，因律師會現時為香港律師行業的自我監管機構，但卻具多項的法定職能，因此絕對不能以政治凌駕專業，否則有損公眾及利益。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更訂明律師會具多項法定的職能，包括頒發律師執業證書、介入律師行業務等，同時多個法定機構、委員會均有律師會代表，其中負責委任及推薦法官的「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訂明9名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一名律師，特首委任律師成員前，須先諮詢律師會理事會。
由此可見，作為香港律師的自我監管組織及專業團體，律師會除要維持香港律師專業水平及操守，考慮所有涉及業界利益的問題外，亦要作為業界與政府之間的橋樑，故律師會應保持政治中立，時刻與特區政府有關部門溝通，以專業法律角度回應不同議題，絕對不容政治化。
律師會改選塵埃落定，筆者猶記得於選舉前，香港大律師公會前主席、資深大律師譚允芝在一個法律界論壇提到，大律師公會自2018年經歷一場「政治化的選舉」後，與內地已沒有聯繫，形容十分可惜，指情況令大律師無奈下要「單打獨鬥」，希望律師會不會步此後塵。
筆者與社會各界一樣，很高興見到律師會立即引以為戒，最終撥亂反正；至於大律師公會，實應借鏡於律師會，以此作為榜樣，盡快整肅多年歪風，反對政治凌駕專業，阻斷公會成為「反中亂港」之平台。
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下，本港法律專業在內地金融發展、資產管理、仲裁工作都有不少新機遇，特別在大灣區發展迅速下，香港作為國家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可在大灣區積極發揮「一國、兩制、三法域」的獨特優勢，而律政司已經與內地簽署多項協作安排。在中央全力支持下，香港法律業界只要秉持專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抓緊大灣區機遇，定必會有源源不絕的活力和千載難逢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