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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安心出行」加強追蹤 切斷社區傳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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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已持續兩年，早前香港曾持續零確診一段時間，奈何近日一名染疫機組人員將病毒帶入社區，造成第五波疫情爆發。政府雖已隨即收緊防疫措施，惟事件反映政府在跟蹤確診者、密切接觸者時有所不足，如未能迅速尋回部份曾到訪高風險地區的市民，甚至未能掌握確實到訪人數。故此，筆者與另外14名立法會議員日前已聯署去信行政長官，促請政府完善「安心出行」，加強追蹤，同時促請政府堵塞防疫政策上的漏洞，以全面降低疫情傳播風險。
現時並非進出所有場所均需掃瞄「安心出行」，故此很多市民的行蹤紀錄並不齊全，造成追蹤上的困難，如商場人流較多，進出商場卻毋須強制掃瞄「安心出行」，結果一旦出現確診者亦無法追蹤所有同一時段到訪的市民，只能靠市民自律檢測或申報，形同守株待兔。而實際上，市民無法記得自己所有行蹤，即使有使用「安心出行」時亦會忘記「離開場所」，導致逗留時間不準確，降低了「安心出行」的追蹤效能。
惟抗疫關乎全港市民健康，政府必須解決「安心出行」當前的問題。筆者和另外14名議員建議「安心出行」採用實名制，同時與「智方便」、「香港健康碼」等數碼身份認證互通，同時加入定位功能，因目前「安心出行」需市民主動掃瞄，實際操作時難免會有所錯漏，若能加入定位，不但能自動紀錄，方便市民使用；亦能確保紀錄準確，提升政府的追蹤效率，以及能杜絕使用截圖、假冒程式等情況。
若要達至全面追蹤，政府需要設立完善的中央數據庫，讓「安心出行」實時上載行蹤紀錄，由中央數據庫統一追蹤確診者和密切接觸者，並參考「香港健康碼」的顏色系統，如市民獲「綠碼」可以如常出行；「黃碼」、「紅碼」則需要施以相應限制，如禁止出入某些特定場所等。此外，政府亦可以公佈「黃碼」、「紅碼」人士曾到訪的公眾場所和時間，一方面加強阻嚇作用，減低傳播風險；另一方面更有效追蹤未有按檢疫要求作出跟進的人士。
筆者理解上述做法或會引起社會大眾擔心私隱問題，因此亦有向政府提出一些釋除公眾疑慮的建議，包括中央數據庫必須加密，防止資料外洩，以及政府必須承諾數據只會保留最近30天，而且僅用於抗疫用途，數據會在疫情過後刪除。此外，安排由獨立第三方認證相關數據的處理方式，確保政府能達到公開的標準。相信種種做法結合將能平衡抗疫需要的和市民的顧慮。
至於社會上仍有不少長者、低收入人士沒有智能手機。對此，筆者和其他議員建議政府可以改為向這些市民派發二維碼，同時推出「安心出行企業版」，讓市民在到訪各場所時出示二維碼，讓餐廳、商場等派人代為掃瞄，便能紀錄有關市民的行蹤。
總合而言，目前「安心出行」的追蹤功能相當有限，實際上仍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間，筆者和其他議員均認為政府應當善用科技，擴大「安心出行」的功能，加強追蹤，藉以在出現社區傳播時盡早切斷傳播鏈。此外，政府亦應當檢視目前機組人員免檢疫制度，因第五波疫情乃部份機組人員不自律所致，政府必須加強監察，務求做到外防輸入、有效追蹤、全面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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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前海方案》 便利港澳人才 推動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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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會議今年3月通過了「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到要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後公布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橫琴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前海方案》）兩項大灣區新政策，其中《前海方案》與香港關係密切，透過推動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前海合作區），支持香港經濟社會發展、提升粵港澳合作水平、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的重要舉措。
前海合作區始於10年前，至今已有多達11,500家港資企業於前海註冊，覆蓋金融、現代物流、專業服務、科技服務等行業。《前海方案》將前海合作區總面績由14.92平方公里擴大至120.56方平公里，並進一步提出更多便利港人措施，以及讓港人出任前海法定機構職務。不旦能讓更多企業進駐，職位選擇亦大幅增加，當中專業服務，特別是法律專業服務更能享有更多新的便利政策，為港澳律師提供在內地執業的渠道和平台。
整體而言，《前海方案》致力將前海合作區打造成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善用深圳經濟特區立法權研究制定前海合作區投資者保護條例，積極保護企業權益，同時大力推進便利港澳跨境政務服務，如研究加強在交通、信息、支付等領域與港澳標準和規則銜接，為港澳年輕人在前海合作區提供學習、工作、居留、生活、創業、就業等方面的便利。此外，《前海方案》讓支持港澳和國際高水平醫院在前海合作區設立機構，提供醫療服務，為有意在大灣區發展的年輕人提供全面支援。
至於專業服務方面，香港政府一直推動香港專業服務進入前海，而《前海方案》中便提出在CEPA框架內，支持前海合作區對港澳擴大服務領域，在服務業職業資格、服務標準、認證認可、檢驗檢測、行業管理等領域與港澳的規則對接。例如金融業，前海合作區將提升國家金融業對外開放試驗示範窗口，以及提升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試驗區功能，讓國家政策在前海合作區落地實施，務求在人民幣跨境使用、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外匯管理便利化等領域先行先試。
筆者身為大律師，樂見前海合作區將建設國際法律中心和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心，探索不同法系、跨境法律規則銜接，又研究前海合作區內適用香港法律、選用香港作仲裁地解決民商事案件的機制、前海合作區與港澳區際民商事司法協助和交流新機制。值得留意的是香港是中國少數奉行普通法的地區，有別於其他奉行大陸法的內地城市，若大灣區嘗試接洽不同的法律體系，香港法律專業服務將享有獨特而龐大的優勢。
此外，《前海方案》提出內地與港澳律師事務所合顆聯營機制改革，並鼓勵外國和港澳律師事務所在前海合作區設立代表機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今年7月已舉辦了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讓有意在大灣區發展的港澳律師投考，同時簡化申請程序，以及推行讓港澳律師享有與內地律師相同調查權、閱卷權等，這些政策對港澳法律專業服務均帶來極大的吸引力。
過往的大灣區政策已經為港澳居民帶來了不少便利措施，而是次《前海方案》更是進一步把機會擴大。筆者認為香港產業結構單一、市場較細，發展空間較大灣區狹窄，港澳年輕人應把握「十四五」規劃帶來的機遇，選擇合適的平台發揮優勢、發揮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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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完整資料庫 跟進「隱形」貧窮人口 達至精準扶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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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懸殊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根據特區政府於2020年12月23日公佈的《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香港在2019年仍有逾百萬貧窮人口，「劏房」住戶亦不斷增加，情況未見改善。今年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自黨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已逐步將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而「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已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帶出堅實步伐列入「十四五」規劃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筆者認為若要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第一步需先協助低收入群組脫貧。
根據《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在政府的恆常現金政策如在職家庭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教育津貼、長者生活津貼、綜援等介入後，2019年香港有474,000戶、1,097,800人屬貧窮住戶及人口，較2018年升上0.9%，達15.8%；若撇除恆常現金政策，則推算香港有648,500戶、1,490,700人屬貧窮住戶及人口，即香港仍有近150萬人無法自力更生。
此外，「劏房」住戶亦有持續增加。根據運輸及房屋局「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2021年3月的報告，估算2020年香港共有100,943間「劏房」，較2016年估算的92,656間增加8.94%；而估算居住人數亦由2016年的209,740人增加至2020年的226,340人。
從上述資料所見，政府雖有支援政策，但成效顯然未如理想。筆者認為原因在於很多有需要的人士或家庭並未確實得到適切的支援，無法達至精準扶貧。
筆者曾接觸一些低收入人士或家庭，他們遇到的其中一個困難是不懂得如何申請津貼，以在職家庭津貼為例，申請者需要提供大量證明文件，包括工作證明，惟不少低收入人士沒有全職工作，長期依賴散工維生，難以提供齊全工作證明；而申請表格亦過於繁複，申請者大多不懂得填寫，結果需付費聘請他人幫忙填寫，變相減少了他們得到的支援。
另一個原因是無法找出社會上真正有需要的人士。這些人士大多來自新來港人士、單親家庭、退休長者、少數族裔等不同群組，他們很少接觸外界資訊，完全不知悉政府有何政策，亦不懂得求助，結果他們生活拮据多年，卻一直欠缺支援，猶如社會上的「隱形人」。政府目前的處理方式是讓非牟利機構（NGO）跟進，惟NGO資源有限，大多情況下只能支援一些過往曾協助的對象，沒有足夠資源找到新的「隱形人」，更遑論支援他們。
若要達到精準扶貧，必須找出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或家庭對症下藥。筆者認為學校是最容易接觸這些群組的渠道，不少低收入家庭均有子女，其子女會申請學生津貼，換言之已建立了一定的網絡，政府可以透過學校社工，善用既有網絡聯絡有需要的學生，繼而協助申請其他津貼和提供相應援助，是較為有效的做法。
此外，政府可以聘請低收入人士出任宣傳大使，讓他們宣傳政府的政策，因為他們必定較熟悉自己的群組，成效自然更佳。以少數族裔為例，並非所有少數族裔人士均懂得中文，導致他們接觸的資訊有限，若由少數族裔人士擔當宣傳大使，不旦溝通上會更便利，亦能將政府的訊息傳得更快。
筆者認為目前政府扶貧政策的問題是欠缺總體方向，亦欠缺一個完整的資料庫，如每次人口普查所得的資料，或無法掌握一些「劏房」、天台屋、板間房等住戶的資料。而每年的《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均整理和統計了很多資料，但最終沒有部門跟進，政府必須正視有關後續工作問題，不能空有報告，但欠缺回應的政策。
最後，長遠而言，政府不能單靠提供援助的方法解決貧窮問題，政府必須致力消除社會之間的貧富差距，消除社會資源分配不均，並讓每一個人均有發展機會，如提高他們的教育水平，讓他們能夠向上流，才能讓低收入人士和家庭自力更生，最終達至脫貧，達至「十四五」規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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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會議今年3月通過了「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到要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後公布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橫琴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前海方案》）兩項大灣區新政策，其中《前海方案》與香港關係密切，透過推動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前海合作區），支持香港經濟社會發展、提升粵港澳合作水平、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的重要舉措。
前海合作區始於10年前，至今已有多達11,500家港資企業於前海註冊，覆蓋金融、現代物流、專業服務、科技服務等行業。《前海方案》將前海合作區總面績由14.92平方公里擴大至120.56方平公里，並進一步提出更多便利港人措施，以及讓港人出任前海法定機構職務。不旦能讓更多企業進駐，職位選擇亦大幅增加，當中專業服務，特別是法律專業服務更能享有更多新的便利政策，為港澳律師提供在內地執業的渠道和平台。
整體而言，《前海方案》致力將前海合作區打造成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善用深圳經濟特區立法權研究制定前海合作區投資者保護條例，積極保護企業權益，同時大力推進便利港澳跨境政務服務，如研究加強在交通、信息、支付等領域與港澳標準和規則銜接，為港澳年輕人在前海合作區提供學習、工作、居留、生活、創業、就業等方面的便利。此外，《前海方案》讓支持港澳和國際高水平醫院在前海合作區設立機構，提供醫療服務，為有意在大灣區發展的年輕人提供全面支援。
至於專業服務方面，香港政府一直推動香港專業服務進入前海，而《前海方案》中便提出在CEPA框架內，支持前海合作區對港澳擴大服務領域，在服務業職業資格、服務標準、認證認可、檢驗檢測、行業管理等領域與港澳的規則對接。例如金融業，前海合作區將提升國家金融業對外開放試驗示範窗口，以及提升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試驗區功能，讓國家政策在前海合作區落地實施，務求在人民幣跨境使用、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外匯管理便利化等領域先行先試。
筆者身為大律師，樂見前海合作區將建設國際法律中心和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心，探索不同法系、跨境法律規則銜接，又研究前海合作區內適用香港法律、選用香港作仲裁地解決民商事案件的機制、前海合作區與港澳區際民商事司法協助和交流新機制。值得留意的是香港是中國少數奉行普通法的地區，有別於其他奉行大陸法的內地城市，若大灣區嘗試接洽不同的法律體系，香港法律專業服務將享有獨特而龐大的優勢。
此外，《前海方案》提出內地與港澳律師事務所合顆聯營機制改革，並鼓勵外國和港澳律師事務所在前海合作區設立代表機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今年7月已舉辦了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讓有意在大灣區發展的港澳律師投考，同時簡化申請程序，以及推行讓港澳律師享有與內地律師相同調查權、閱卷權等，這些政策對港澳法律專業服務均帶來極大的吸引力。
過往的大灣區政策已經為港澳居民帶來了不少便利措施，而是次《前海方案》更是進一步把機會擴大。筆者認為香港產業結構單一、市場較細，發展空間較大灣區狹窄，港澳年輕人應把握「十四五」規劃帶來的機遇，選擇合適的平台發揮優勢、發揮所長。
貧富懸殊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根據特區政府於2020年12月23日公佈的《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香港在2019年仍有逾百萬貧窮人口，「劏房」住戶亦不斷增加，情況未見改善。今年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自黨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已逐步將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而「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已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帶出堅實步伐列入「十四五」規劃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筆者認為若要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第一步需先協助低收入群組脫貧。
根據《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在政府的恆常現金政策如在職家庭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教育津貼、長者生活津貼、綜援等介入後，2019年香港有474,000戶、1,097,800人屬貧窮住戶及人口，較2018年升上0.9%，達15.8%；若撇除恆常現金政策，則推算香港有648,500戶、1,490,700人屬貧窮住戶及人口，即香港仍有近150萬人無法自力更生。
此外，「劏房」住戶亦有持續增加。根據運輸及房屋局「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2021年3月的報告，估算2020年香港共有100,943間「劏房」，較2016年估算的92,656間增加8.94%；而估算居住人數亦由2016年的209,740人增加至2020年的226,340人。
從上述資料所見，政府雖有支援政策，但成效顯然未如理想。筆者認為原因在於很多有需要的人士或家庭並未確實得到適切的支援，無法達至精準扶貧。
筆者曾接觸一些低收入人士或家庭，他們遇到的其中一個困難是不懂得如何申請津貼，以在職家庭津貼為例，申請者需要提供大量證明文件，包括工作證明，惟不少低收入人士沒有全職工作，長期依賴散工維生，難以提供齊全工作證明；而申請表格亦過於繁複，申請者大多不懂得填寫，結果需付費聘請他人幫忙填寫，變相減少了他們得到的支援。
另一個原因是無法找出社會上真正有需要的人士。這些人士大多來自新來港人士、單親家庭、退休長者、少數族裔等不同群組，他們很少接觸外界資訊，完全不知悉政府有何政策，亦不懂得求助，結果他們生活拮据多年，卻一直欠缺支援，猶如社會上的「隱形人」。政府目前的處理方式是讓非牟利機構（NGO）跟進，惟NGO資源有限，大多情況下只能支援一些過往曾協助的對象，沒有足夠資源找到新的「隱形人」，更遑論支援他們。
若要達到精準扶貧，必須找出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或家庭對症下藥。筆者認為學校是最容易接觸這些群組的渠道，不少低收入家庭均有子女，其子女會申請學生津貼，換言之已建立了一定的網絡，政府可以透過學校社工，善用既有網絡聯絡有需要的學生，繼而協助申請其他津貼和提供相應援助，是較為有效的做法。
此外，政府可以聘請低收入人士出任宣傳大使，讓他們宣傳政府的政策，因為他們必定較熟悉自己的群組，成效自然更佳。以少數族裔為例，並非所有少數族裔人士均懂得中文，導致他們接觸的資訊有限，若由少數族裔人士擔當宣傳大使，不旦溝通上會更便利，亦能將政府的訊息傳得更快。
筆者認為目前政府扶貧政策的問題是欠缺總體方向，亦欠缺一個完整的資料庫，如每次人口普查所得的資料，或無法掌握一些「劏房」、天台屋、板間房等住戶的資料。而每年的《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均整理和統計了很多資料，但最終沒有部門跟進，政府必須正視有關後續工作問題，不能空有報告，但欠缺回應的政策。
最後，長遠而言，政府不能單靠提供援助的方法解決貧窮問題，政府必須致力消除社會之間的貧富差距，消除社會資源分配不均，並讓每一個人均有發展機會，如提高他們的教育水平，讓他們能夠向上流，才能讓低收入人士和家庭自力更生，最終達至脫貧，達至「十四五」規劃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