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黨強烈反對並譴責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認證法》。
新民黨認為有關法案粗暴干預「一國兩制」運作，個別美國政客稱香港高度自治遭削弱、指香港通過《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影響港人言論自由等指責均是毫無根據。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美國當局若簽署法案，將損害其自身利益，相信會招致強烈反制。」
今天是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誕辰120周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此舉行最高規格的紀念活動，深切緬懷他對祖國和人民做的不朽貢獻，並藉此發放改革開放信號，進一步激勵全國人民在新時代條件下向前推進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偉大事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而努力奮鬥。事實上，鄧小平十分重視香港議題，「一國兩制」如今在港得以成功實踐，亦是鄧小平的功勞。筆者特此予以紀念，並會繼續堅守「一國兩制」，以及堅定支持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
《求是》雜誌日前刊發了以「把鄧小平同志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為題的文章，定調他為「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以及「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可見鄧小平一生功勛卓著，站在歷史高度、全域高度看待國家發展的問題，窮盡一生帶領、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回望70至80年代，「中國未來將何去何從」是重要的關鍵問題。當時在鄧小平的指導下，於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提法，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這些工作讓中國站上了新的歷史起點。其後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我國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有序展開各方面體制改革，打開對外開放的大門，成功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
至於香港方面，鄧小平十分重視香港問題，並在香港回歸祖國事宜上貢獻良多。1978年4月，國務院成立港澳事務辦公室，召開了第一次港澳問題會議，保證香港可以長期保留現行制度，緩和了與港澳之間的緊張氣氛。1981年，當時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會長葉劍英提出了有關和平統一台灣的九條方針政策，俗稱「葉九條」，次年鄧小平在「葉九條」的基礎上談及「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後來則凝練為「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以及套用到香港上。這正是從香港的歷史和現實出發，其根本出發點就在於尊重香港人、相信香港人，並成功解決了香港當時面對的困境。
在與英國政府的談判中，面對英國「以主權換治權」的陰謀，鄧小平做出了堅定的回擊，毫不含糊地指出主權問題沒有回旋餘地，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侵犯。在整個談判過程中，鄧小平不卑不亢，有理有節，最終成功讓中英雙方於1984年正式簽署聯合聲明，香港回歸正式進入倒數。1989年2月2日，被鄧小平稱為「富有創造性的傑作」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公之於世，次年，第七屆人大三次會議正式通過了《基本法》及其三個附件，為香港回歸後的基本制度建立法律基礎。1997年7月1日，高懸在香港上空150餘年的英國國旗頹然降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冉冉升起。雖然鄧小平未能親眼目睹這一偉大時刻，但他的偉大功勛將牢牢刻印在每一個中華兒女，尤其是香港人心中。
最後，回歸以來，《基本法》一直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同步邁進，而「一國兩制」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成績是舉世公認、有目共睹的，充分說明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是可行的。時至今日，時代的接力棒傳到了我們這一代，社會各界均肩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筆者亦定必堅守「一國兩制」，相信鄧小平擘畫的美好藍圖終將在中華民族的努力奮鬥下逐步實現。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會議，對於國家未來發展意義重大，對於香港未來發展同樣意義重大。香港未來應如何貫徹落實好全會精神，主動識變、應變、求變，值得社會各界深入思考。
筆者認為，香港可善用自身外聯內通的優勢，推動創新科技發展，並加強《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提出的制度建設，與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的聯繫和合作，助力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
綜合而言，貫徹全會精神可概括為以下重點，包括要守住「一國兩制」，用好獨特地位，當好制度創新「先行者」；要守住國際優勢，用好外聯內通，當好聯通世界「橋頭堡」；要守住發展之本，用好中國機遇，當好中國式現代化「排頭兵」；要守住法治精神，用好普通法系，當好依法治理「模範生」；要守住文化特色，用好文化力量，當好中華文化復興「生力軍」。
為了鞏固香港創科成果，乃至進一步發展新質生產力，筆者認為需要做好以下兩個方面工作：
第一，搭建制度化市場化數據交易平台。三中全會特別注重制度建設，特別強調要以制度建設為主線、加強系統觀念、注重改革系統性、整體性、協調性等原則。將之活用於香港的創科領域，筆者認為要吸收內地制度化數據交易的經驗和教訓，發揮香港普通法系的獨特性，以解決數據資產全數責任的劃分問題，以及與之伴隨產生的交易風險和法律風險，全面發揮數據要素的潛力。
第二，深化密化與內地城市的合作。筆者認為此舉可從教育、研發、產業多個層面齊頭並進。《決定》同時提出了擴大開放、內外聯通、教育改革、加強創新、人才選拔等方面的統籌發展與制度構建，特別提出了要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在規則上銜接、在機制上對接。筆者認為，需要秉持守正創新的原則，積極開展對話，在法律、制度、政策多個層面大膽溝通，在保證制度基石不動搖的前提下用好香港優勢，助力內地城市科創、教育及人才制度，共同建設與革新。
總括而言，《決定》為香港指明了定位和角色，特區政府仍至社會各界均應當仔細研習，貫徹全會精神，齊心做好「超級聯繫人」，推動香港中善用自身「一國兩制」和外聯內通的優勢，推動和強化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並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共同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藉以貢獻香港、貢獻國家。
旅遊業是香港四大經濟支柱之一，然而，疫情過後訪港內地旅客的旅遊模式明顯有所改變，由過往着重購物消費，改為更着重個人體驗的深度遊、文化遊，部分旅客更選擇不過夜的旅遊模式，無可否認旅遊模式的改變對零售、餐飲、酒店等相關行業帶來一定影響。有見及此，特區政府今年以來推出多項盛事，積極吸引旅客來港。筆者認為，政府亦可以善用科技，如建立「旅遊大數據平台」和研發「人工智能（AI）旅遊專員」，有效分析旅客在香港的旅遊習慣，同時協助旅客掌握最新資訊，落實「香港無處不旅遊」理念，並配合政府各項盛事宣傳，吸引更多遊客訪港，助力經濟復甦。
筆者認為，目前特區政府欠缺劃一的大型旅遊宣傳平台，反而大多依賴在小紅書、抖音、Facebook等社交平台開設賬戶，為旅客提供來港旅遊攻略。這種做法政府無疑過於被動，特別是近年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介紹來港「一日遊」、「兩日遊」的旅遊攻略，甚至是「特種兵式旅遊」，受到年輕一代歡迎，這些旅遊模式的特點是時間緊、景點多、花費少，旨在打卡，不重消費。筆者雖歡迎不同類型的旅客來港遊玩，但這種旅行模式卻對香港經濟幫助不大，政府需就有關情況作出對應。
就此，筆者建議政府可加強創新科技和大數據的應用。首先，政府可建立「旅遊大數據平台」，用於收集、儲存和分析旅遊相關的數據和資料，掌握旅客的消費習慣、喜好，藉此制定更精準、更到位、更全面的旅遊策略，同時為業界提供決策參考。此外，政府亦可研發「AI旅遊專員」，協助旅客度身訂造的旅程，旅客只需要輸入人數、喜好、有意遊玩的地方，便能提供交通資訊、時間預算、須知事項、協助訂位和購票等，提供「一站式」資訊，便利旅客來港遊玩。
「AI旅遊專員」必須持續更新，因政府盛事活動不斷，同時旅客未必能夠掌握所有資訊，政府可藉由「AI旅遊專員」提供最新資訊，開發更多切合時下旅遊模式，同時具備本地文化特色的深度遊、主題遊，並根據旅客的偏好提供個性化建議，推薦最適合的景點、食肆、酒店和活動。
應用科技提升旅客體驗
此外，政府需要同時做好相關旅遊配套，如改善交通、住宿、餐飲、零售等各方面的軟細節，如現時已開展的「全城禮貌運動」，讓旅客可以感受到香港的「好客之道」。筆者希望政府可加強在旅遊上應用創新科技，鼓勵開發智能導覽、電子票務等應用，務求讓旅客能夠單憑手機便能快速處理各類問題，提升旅客體驗。
筆者認為，大數據平台和「AI旅遊專員」的結合有助政府掌握旅遊需求和發展趨勢，有效照顧時下旅客需求，從而制定相應的策略，改善和提升香港的國際旅遊品牌形象，政府宜及早制定中長期旅遊發展策略，明確不同階段的目標和措施，同時與各行各業保持溝通，了解業界的需求，將政府資訊及早告知業界，讓業界能夠及早準備，做到有效與政府相配合，發揮聯乘效應，藉以達至「搶旅客」的效果。
總括而言，善用創科是世界發展的潮流，隨目前訪港旅客數字已穩步回升，政府可更有策略地吸引旅客來港，研發「AI旅遊專員」更好地吸引旅客在港遊覽消費。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已完成《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2.0》的業界諮詢，期望當局早日公布，為香港旅遊業界制訂系統性的產業發展規劃，透過創新科技實現旅遊業高品質發展，為香港經濟注入新的增長動能。